对于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宋璟和张说三人，历来都有较高的评价。《资治通鉴》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张说的名气仅次于姚宋，《旧唐书》说他“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但事实上，他不仅热衷于窝里斗，还脾气暴躁，喜欢受人贿赂。在与张嘉贞同时为相时，就曾经扳倒张嘉贞，如愿以偿地成了首席宰相。但与“志操不同”的姚崇同时为相，直到姚崇死后，张说一直想陷害他，但却每次都没有成功。
开元元年，唐玄宗想召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就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唐玄宗知道他的毛病，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向唐玄宗推荐姚崇去当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为相，又被唐玄宗一眼识破是张说的计谋，姜皎吓得当即叩头认罪。
姚崇为宰相后，张说仍然不死心，竟然不顾大臣不得随便出入各亲王府的规定，去岐王府找玄宗的弟弟寻求支持。于是《松窗杂录》记载：“姚崇为相，忽一日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唐玄宗看到后问他：“卿有足疾耶？”姚崇却说：“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借此机会，他对唐玄宗告状说：岐王是皇上的爱弟，张说是辅政大臣，他秘密到岐王府去，恐怕不是甚么好事。唐玄宗最忌讳的就是大臣和皇族的勾结，于是发怒，让御史中丞李林甫按问此事，李林甫对姚崇说：“说多智谋，是必困之，宜以剧地。”认为此事应该趁热打铁，姚崇却厚道地说：“丞相得罪，未宜太逼。”于是李林甫失望道：“公必不忍耶！说当无害。”果然，李林甫“将诏付于御史”后，这人却“中路以马坠告假”了！这一拖延，张说就有了回旋的余地。
此事发生前不久，张说要治一个教书书生的罪，因为他与张说宠爱的侍婢私通被抓，书生却厉声说：“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贵为相，岂无缓急有用人乎？靳于一婢女耶？”张说“奇其言而释之，以侍儿与归。”这时他又出现在了张说面前，并且告诉了他面临的危险！于是张说依计让他带了“鸡林郡夜明帘”，连夜赶到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府邸。唐玄宗和玉真公主关系很好，而玉真公主与不少文人关系暧昧，估计这个书生与她也有往来，张说在玄宗当太子时，就是陪伴他的侍读，与玉真公主也是熟人。于是第二天玉真公主对玄宗说：“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张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张丞相之心耶？”结果，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
张说曾三度为相，但总是喜欢让大臣们“各为朋党”，相互攻讦。他与御史中丞宇文融、御史大夫崔隐甫都有矛盾，于是李林甫与他们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等等，源干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于是他蓬首垢面地坐在地上，用瓦器吃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最后在高力士：“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的回护下，玄宗怜悯他，仅罢去了他中书令职务。
姚崇死前，预见到张说不会善罢罢休，告诫儿子们说：“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僚，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但如果他注目这些东西，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将他喜欢的东西送给他，然后请他撰写我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写的碑文以后，立即就上报给皇帝，并先将石料准备好备用，尽快镌刻。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了，而且“目其玩服三四”，于是姚元崇的儿子们依计而行。张说甚至还在碑文中夸赞姚崇：“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过了几天，果然和姚崇预见的那样：张说让人来“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崇的儿子们带他去看了已经刻好的碑，并告诉使者，此时已经上报了皇帝。听到使者的复命，张说才从心底里佩服起了姚崇，悔恨拊膺道：“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姚崇说：“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为官者虽有才干，但如果才干都用到了巴结讨好上司、排挤他人巩固自己的权位上，又怎能做到“为政以公”？而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不仅寻求自己的尊严，同时也尊重别人的尊严；无德有才的人只会嫉妒别人的才干，生怕别人遮掩了自己的存在；而无德无才的人，最喜欢做的就是毁才。张说是有大才的，虽然他终于承认了姚崇的才干远胜于自己，但他却没有真正明白：如何才是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龚敏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