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这个词，大约属司马迁《史记》一篇〈儒林列传〉最具代表，指的是研究、实践、传承儒家经典与思想的众多人物，这篇列传从孔子七十弟子开始叙起，一路讲到汉武帝朝的董仲舒(及子孙、弟子)，“儒”者众多犹如树“林”一般。不过儒林这个词，到了清初吴敬梓手中，写成《儒林外史》，范围就扩大许多，指的已经是所有读书人，并且只说外史，因为正史所记录的重大人物、事件、言论，它通通不谈，只管谈不起眼的人、事、话语，这些当然都进不了史官眉下，却让小说家津津乐道、夸夸其谈，并且愿意细细编写，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头有太多意味深长的东西，值得慢慢说讲与咀嚼。
读中学时，不免读到〈王冕的少年时代〉与〈范进中举〉，这两篇分别出自《儒林外史》第一回及第三回。倘若我们有机会再多阅读一下，就会知道原来王冕并没有因为能画得几笔没骨花卉而逍遥终身，虽然他毫无作官意愿，但却老被征聘当官，以至于一逃再逃，最后只得隐姓埋名隐居终老于会稽山中。
至于范进中举之后，开心到失心疯，被丈人胡屠户打了一巴掌方才痊愈，原来穷困到必须卖家中生蛋母鸡的窘境不再，反倒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送店房，也有来投身为仆的，好容易搬到人家送的新屋内，范进的老妈妈小心叮咛仆人：“不要弄坏了别人东西！”仆人回答她：“这都是你老人家的！”老人家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仆人又跟她说：“怎么不是？连我们这些人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妈妈听了，把细瓷碗盖和银镶的杯盘，逐一看了一遍，哈哈大笑：“这都是我的了！”然后往后一倒，──居然登时，乐，死了。这些情节，中学课本碍于篇幅，都没能添入，可惜之至，因为这些个地方都滋味的不得了。
说到滋味，有个人便很值得提一提，匡迥，字超人，他从第十五回底出场，一路担任主角到第二十回下场，整整五回，在前十五回奔来跑去串上串下的众多人物中算是份量颇重的脚色，因为像范进这样特出形象的人也不过才占一回半。匡超人究竟是个怎样角色值得这样大书特书？原来他先因家寒无力读书，跟着卖柴朋友到杭州城记账，朋友消折本钱，他也回家不得，流落在杭州拆字维生，遇上八股时文选家马静资助，得以返回故里，侍奉双亲，尽心尽力，人称孝子。但这个孝子一有机会混进“名士”、“举业”与“官场”场中，竟在名利场内完全扭曲其朴实善良本性，成为一个惹人厌的坏蛋。原来匡迥在故乡取得秀才后，重回杭州遇上杭州名士，学会写诗，也装起名士模样，为了餬口也下海操选时文，更因友人潘保正之故，一起假造文书、担任枪手冒名顶替考秀才，大赚黑心钱；至此他已经完全不是当初孝亲谦和的匡孝子，成了自大、忘恩、负义、违法之人。
匡超人的漫天狂语在书中是很醒目的段子，他是这样吹嘘自己：“此五省读书的人，……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竟无知到给自个儿安上了人死后才会派上的“先儒”名讳，其浅薄可想而知。匡超人之所以变成如此，当然与马静在无意中灌输他错误的观念有关，“人生世上，除了这事(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也就是说一切皆以举业为重，啥事都可以不用理睬，这种偏差的人生观正是吴敬梓藉以嘲讽当时一切以举业为重的众多士子，即使一个本质良善的孝子都难逃其扭曲变恶、逐步堕落。
牛浦郎，则是另一个值得说说的人物，他出现在二十回底，直到二十四回上半下场，喜欢读点书，但惯于扯谎、偷人钱财，偷了诗人牛布衣两本遗集，发现酬酢往返的都是当朝显贵，遂自想：“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便将自己改名牛布衣，将诗集占为己有，冒充名士，开始吹起牛皮生涯。
尚未大吹特吹之前，倒是先遇上了自称大诗人的牛瑶。这牛瑶带着牛浦郎，一路炫耀，却处处出丑，大观楼内遇上一个戴方巾的人，牛瑶便向牛浦郎说：“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门里共事的王义安老先生，快来叩见！”再对王义安说：“我和你还是那年在齐大老爷衙门里相别，直到而今。”王义安道：“哪个齐大老爷？”牛瑶道：“便是做九门提督的了。”王义安道：“齐大老爷待我两个人，是没得说的了！”两人正讲得天花乱坠，只见两个戴方巾的秀才走来，一眼看见王义安，一个道：“这不是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另一个道：“怎么不是他？他怎敢戴方巾在这里胡闹！”走上前，不由分说，扯掉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
我们这时方才领悟，原来这牛瑶会的不是什么大衙门里的人物，竟是个王八乌龟，牛皮吹得也忒漫天膨胀了。牛浦郎学人走的正是这条假名士之路，贪名好名，只巴望着倚仗功名官场之人，藉此骄人傲人罢了。
再有一个人也值得说说，出现在二十四回到二十六回之间，鲍文卿，是个戏子，明代属贱民，但他一切作为比起任何人都来得知节守份、有情有意，他敬重受参劾的向鼎知县，特地在按察使主子面前求情，只为了从小便习唱向知县所做曲子，直夸他是大才子大名士。向知县后来逃过弹劾，得知内情后，特地封了五百两银子要谢他，鲍文卿却一厘也不肯接受。此后向知县高升，半途再次相遇，特邀入衙相伴，衙门里的书办得知两人交情深厚便极其奉承，请他关说几句，事成之后奉上五百两。举“口”之劳这么好赚的事，猜猜鲍文卿是怎么答着，他说：“我是个老戏子，乃下贱之人，蒙太老爷抬举，叫到衙门里来，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爷跟前说情？……”几句话说得书办毛骨悚然。结果鲍文卿在衙中一年多，竟未曾说过半字人情。
这样人物对比书中其它各式各样官场人物、读书士子、皂啰衙吏，但凡有机会可以上下其手、瞒天过海、暗渡陈仓者，无不想尽办法扮神弄鬼、涂抹装饰，藉以中饱私囊、大赚一笔。一个贱民阶级能做到有所不为，就很能对比那些无所不为、斯文扫地的狼狈了。
第三十一回末出现的杜仪，字少卿，则是全书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如果对照清人程晋芳〈吴敬梓传〉，说吴敬梓是“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倾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竟就是杜仪的翻版，也就是说吴敬梓把自己写进了《儒林外史》，他和杜仪都慷慨豪爽，乐于助人，左右远近得知皆来打秋风、刮钱财，他们也不甚计较，终至弄尽家产，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才华洋溢，具秀才身分，却终身不应乡举、不赴科考，并且疾恨时文士如雠敌。
因此读书人颇以他们为戒，桌上写着“不可学天长(县)杜仪”。就在大家都替他们惋惜，好心相劝：“老弟，你这些上好的基业，可惜弃了！”杜仪，不，是吴敬梓，这样回答：“我而今在这里，有山川朋友之乐，倒也住惯了。不瞒您说，我愚弟也无甚么嗜好，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布衣蔬食，心里淡然。”真是好一个心里淡然！唯有心里淡然，才能真正“冷眼”看穿功名场中、富贵域内的各种“热中”人情样貌，也才能真正看清扭曲人性各种光怪陆离的变态，更能看透功名富贵的起灭无定、转瞬一空的无常，当然，也就更能看尽几百年来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桎梏下的种种士子丑态与官场恶貌。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明清两代八股文科举制度之下，儒林这个词的集体象征，已经不是传习儒家经典的儒者，更不是诗文涵养时代下的名士，儒林已经被科举辗压得不成人样，他们像罐头里的鱼，挤得丑态百出、寒怆不堪，如果想要当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只有毅然离开制度、拒绝功名富贵，像王冕、杜仪、吴敬梓一样，但即使如此，身影看似潇洒，但其中仍有大悲哀存在，因为真正儒者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治世出仕，乱世隐遯，读书人最后选择了不走向功名，可偏偏生又不逢乱世，他们究竟抗拒着什么，不过就是一个晋升的制度，那个制度，恰恰就是一道道扭曲人性的漩涡。
他们最终选择跳开漩涡，不过大多数人并不跳开，他们不愿抗拒、无能抗拒，甚至甘心情愿跳入其中，无法自拔。正因为如此，有人冷眼旁观，有人热中其间，所以就有了活生生的《儒林外史》。
比老师更内行
《儒林外史》的主题是什么？据清乾隆元年闲斋老人(学者多认为此人就是吴敬梓)的序：“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可知全书乃环绕“功名富贵”而写，功名富贵的猎取快捷方式却是透过“举业”，明朝礼部议定取士之法是：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吴氏在书中透过王冕一语道破这个制度的问题：“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王冕这段话，指出经书的核心问题，经书除了拿来研究、考试之外，最重要的是拿来修身治国平天下，但八股文却让经学只堕落成文字之间的安排、推敲与讲究。
(摘自台湾《联合文学》317期 文/张辉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