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董倩)：

　　首先感谢岩松，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包含。嗓子突然变成这样，首先岩松一个问题，对于这么一个小官来说，怎么可能搞出这么大的事？

　　白岩松(评论员)：

　　我想可能你这个嗓子也是看完这个事给震撼的，或者说是气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很多的人感到震惊的地方很多。首先，论一个科级干部，官不大，但是别忘了，在北京可能厅局级干部官都不大，但是如果到了基层的话，在一个县里头，一个科级干部，他就是一个局的局长，他手里就握有重权，像在这样一个1500多平方公里，但是1300多平方公里都有煤地方的时候，每一寸土地都是钱，寸土寸金，可以这样去形容。

　　科级干部的科级就不重要了，关键他是干部，他手里拥有权力，但是没想到他用在了自己，我首先震惊的是，他可真的是白手起家，因为连最初自己开始开矿的两万块钱都是利用自己的权力给别人开矿权，从别人那儿拿来的，纯属白手起家。

　　第二个让我震惊的是，起步很晚，但是增速迅猛，因为起步的时候，你想想已经是二字头的新世纪了，但是增速迅速就几个亿的家产，我说这太了不得。

　　第三个让我感到震惊的就是，十来年的时间，八九年，七八年这样的时间里头，他就安然无恙，甚至在北京的房产里头有13套都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弄的，说明他多么得放心。

　　第四个让我感到震惊的，这件事情难道仅仅是他，或者说他的家属，那周围我们这样一个基层执法和监督的环境，是不是同样暴露出了更加让人担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的确非常震惊，恐怕我们再想一会儿我嗓子也说不出话了。

　　主持人：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虽然说是小官，但是在地方上，他职位并不小，他的能量很大，什么原因导致他的能量会这么大？

　　白岩松：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本身在自己这方面来说，在遇到一些大的国家政策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些小的具体的对策，这就是巨大的漏洞，很可怕。

　　比如说在2005年的时候，明确地要求所有的官员要从煤炭中把股份都退出去，他就把自己的堂哥、妻弟等等一找来，就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一点风险都没有，就换个名，最后整个煤矿实际的运营权，包括经营权、管理权等等还在他们夫妻俩的手里头。

　　主持人：

　　为什么？

　　白岩松：

　　因为面上过去了，具体的证据，别人不好说话，煤矿现在如果从纸面上来说，矿主已经换人了，已经换成了不是这两口子本人了，所以他还是想出了一些办法。

　　另外有一些疑点我觉得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在这儿上去看，因为矿难，曾经被免去过局长职务，在2005年的时候，但是2006年的时候又复任党总支书记，这时候你就能看到，他腰杆儿挺硬，有很多人会去帮他，按理说都免完了，因为矿难频发，他动用的是什么能力，是人情能力，还是钱的能力，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大的富豪了，所以恐怕这也是一个因素。

　　第三个很让人担心的，在基层我们的监督和执法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个障碍就是人情的因素，会不会也在这里存在，是钱的因素还是人情的因素，还是大家。有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出事你就把事给出大了，真把事给出大了之后，旁边的人司空见惯就不当事了。当地人都已经在议论，他是不是县里的首富了，好几年，其实最后记者调查的时候，顶多算前十富之一，不是首富。可是这种议论不等于一种举报吗？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去做呢？就像刚才短片中那个人接受采访所说那样，我管不了他，说轻了的话没用，说重了的话，人家还不听。

　　那我们的法律在哪儿？我们的党纪党规又在哪儿？比他高的干部又在哪儿？他又不是县委常委。

　　主持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1+1》，节目稍后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

　　“国家工作人员不准经商办企业，国家早有明文规定，但自己对此认识不深、重视不够，以为靠自己的能力挣点钱没什么……”。这是2005年山西临汾在清理国家干部煤矿入股行动中，郝鹏俊写给纪检部门的情况说明。

　　“不知道，我帮忙”，这是审讯中的郝鹏俊在面对关键问题时的口头禅。但在2010年4月15号的法庭上，抖动着双腿，晃动着手指，低垂着双眼的郝鹏俊却将话题转移到了蒲县县委书记乔建军的身上。

　　据媒体报道，4月15号郝鹏俊在法庭上称，“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出有因，蒲县县委书记问我要5000万，时间是9月18日中午……”

　　就在这时，主审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了他的陈词。

　　5000万，又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么对于郝鹏俊在法庭上的举报，有关部门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王秀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其实对检举乔建军书记，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跟郝鹏俊没有见过面，两个人是不认识的，按照山西蒲县纪检的同志他们分析，郝鹏俊的目的是想干扰二审，给二审施加一个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