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鲁中晨报》6月1日报道，山东济宁考生史进利参加江西招考警察笔试，考了第一名，接着，他莫明其妙地接到了九江市公安局的电话，称他涉嫌诈骗已被网上通缉。事后，史进利告诉记者，如果盲目去见九江警方，必然会因为侦查时间拖延而错过这次公务员考试政审的大好机会。据报道，设计陷阱谎报史进利诈骗的是吉安市吉州区公安分局的姚相兰，目前他因涉嫌诬告陷害罪已被捕。据了解，姚相兰的近亲杨某(其父为原吉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在招考警察的笔试中名列第二，而“诈骗案”带来的“政治审查”很可能让排在第一的史进利名落孙山。

　　因为考试成绩领先公安局副局长之子而被设套成逃犯，史进利的遭遇令人无语，但这类事情绝非孤例。相比被内定三甲的三亚担保中心招考中的参考者，史进利算是幸运的，有关部门的及时介入，使其艰难地保住了进入警察队伍的资格。不过，这起尚未形成悲剧的事件背后却透出了严峻的现实，即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社会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阻碍社会选拔公平正义的一股强势阻力。

　　不可否认，在当下的公务员考试中，少数“精英阶层”正逐渐将垄断面扩展到进入“精英群体”的资格，而突出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世袭化或买卖化。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公务员领域的裙带关系现象比较严重，从国家一级的大机关、各政府部门，到高校、企事业单位，父子、夫妻等亲属分居上下级或同级领导岗位的现象并不鲜见，并由此发展到一些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录用上，形成了民众眼中象征权力腐败的“官二代”。在现实中，虽然干部选拔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所谓的公开选拔在一些地方却成了一些人任人唯亲的遮羞布。

　　罗尔斯曾在《正义论》里提出，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平等最重要的理由在于维护“自由的公平价值”以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可以简述为两点：第一，占有多数资源的社会强势群体要给予弱者以救济；第二，要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改变命运的机会。前者无非是通过制度设计予以物质上的救济，而后者则强调权利平等和精神慰藉。跟老百姓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在这种竞争中再设置潜规则，就变成赤裸裸的权力通吃，那么，转型中国的社会垂直流动将被截断，后果便可想而知。

　　基层民众广泛参与政治，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是践行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扩大任用面，使选拔考试更趋近于公平、正义，一方面可以防止“权贵”对于社会资源的垄断，缓解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给民众的人生带来机会与希望。诚如史进利所言：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还公务员考试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考试环境，希望国家能考录到真真正正的人才。毫无疑问，这个心愿的背后，是一个普通公民对“官二代”阴影下权力滥用的焦虑。张军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