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说，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防范性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职务犯罪就会处于“多发状态”。而这种“多发”又会淡化人们的犯罪意识，弱化法律的威慑力量，并进一步破坏社会的法治行为环境。于是，许多人都“不把违法当违法，不把犯罪当犯罪”，职务犯罪就会陷入一种“前赴后继”乃至“越打越多”的恶性循环怪圈。

　　“严厉打击职务犯罪，就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率。在此，‘严厉打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严查；二是严惩。就社会发展而言，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努力减少和防止职务犯罪。诚然，让犯罪人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但是，让潜在的犯罪人不要走上犯罪道路才更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犯罪预防应该以科学缜密的制度设计为基础，以严厉打击的威慑力为辅助。那么，仅就严厉打击的威慑力或犯罪预防效果而言，严查的力度和效果要大于严惩。特别是对那些潜在的职务犯罪人来说，严查往往比严惩具有更大的威慑力。严查的前提是侦查的能力和效率，而要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率，就必须努力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何家弘说。

　　林喆认为，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工作一方面需要很深厚的刑法学的知识，另一方面需要很强的法理学知识，这样具体操作起来才会事半功倍，打击腐败也更具准确性和力度。“这首先需要的是专业化的人才，既然存在这样的需求，就会出现这样的培养方式”。

　　反腐专业人才培养倾向实战型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培养职务犯罪侦查人才，各地培养模式的共同点就是提高职务犯罪侦查人才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

　　去年，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培训班正式开班。据了解，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级检察机关直接从事职务犯罪侦查指挥工作的30多名领导赴西南政法大学进行为期15天的脱产学习培训。有关部门称，这是自治区检察院为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办案经验、善于组织查办大案要案的侦查指挥人才而采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北京市的一名检察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现在侦查职务犯罪的压力很大，案子非常多，犯罪行为和形式也日趋隐蔽。目前，检察系统内部对于检察官的个人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进人时一律要求名牌大学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对于职务犯罪侦查专业人才的培养，何家弘说，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就是要求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人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素质、专业经验。

　　“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该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法律知识、侦查知识和行业知识。由于正规学习是获取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主要途径，所以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一般应该具有法学的专业教育背景，并有相关的专业学习经历。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该掌握相关的专业技能，如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技能、观察事件和勘查场所的技能、发现和提取物证的技能等。专业技能往往需要通过专门的培训才能获得。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既包括先天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也包括后天养成的专业思维能力和专业行为习惯。由于专业素质同时具有先天和后天的属性，所以，要保证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一方面要重视合格人才的遴选和引进，另一方面要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育和养成。”何家弘说。

　　此外，何家弘还认为，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还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工作经验。因为职务犯罪侦查是一种实务性工作，要胜任这项工作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经验既包括个体的经验，也包括群体的经验；既包括直接的经验，也包括间接的经验。因此，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既要注意积累个人的经验，也要注意学习他人的经验；而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也要加强群体专业经验的总结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则指出，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首先是侦查人员的专业化。为了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首先要建立现有人才的优化使用机制，以职务犯罪侦查人才库的形式配置人才使用。各地可以以侦查指挥中心为平台，在各下级检察机关，甚至在审计、金融等专业部门遴选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侦查人才库。侦查指挥中心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统一调配使用人才库中的专业侦查人员，使现有有限的专业侦查人员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同时，要建立人才培养机制。”陈卫东说，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涉及许多复杂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所以在业务培训中除学习法律知识外，更应注重侦查技能运用的培训。通过对现有侦查人员的实行系统化的业务培训，使其掌握相应的技能，具备相应的素质。此外，在招录新人时，不应局限于法律专业毕业人员，而应根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实际需要，大力吸收会计、证券、金融、心理学等专业人才，提高职务犯罪侦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本报记者 杜晓 本报见习记者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