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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作海案余热未消。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首次明确了包括“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等6种不能用于死刑定案的证据。这被视作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巨大创新和突破。

　　然而回溯赵作海案，不难发现，将赵作海致罪的推手不仅仅是公安取证的刑讯逼供。这其中包括，当地乡村的道德审判，司法界解决超期羁押的决心以及政法委的协调办案等等

　　本刊记者/刘刚 (发自河南商丘)

　　重获自由的赵作海回到赵楼，看见围上来的老乡，忙不迭地递烟，但没有人肯接。

　　在赵楼村，如今的村民们还是看不起赵作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男人虽说被证实没有杀人，但至少干了偷鸡摸狗的事情。

　　乡村的罪人

　　通奸——在这个中原农村是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事。

　　这是一个被麦田包围的平静村庄，一条机耕道贯村而过，村民的院子邻路而建，全村1000人上下，流言飞语从村头到村尾的传播用不上10分钟。

　　11年前，赵振晌从赵楼村“消失”后，村民们相信他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蒸发了。”与此脱不了干系的只有赵作海。

　　他与赵振晌此前发生过流血冲突，然后赵振晌就“消失”了。

　　这个简单的逻辑在赵楼村人们的心里一开始就根深蒂固。民间旁证不断地增加，二赵因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而且都与这个女人不清不楚，此前纠纷还动了刀子。

　　不管村里人怎么说，在赵振晌“消失”四个月后，警察带走了赵作海。

　　调查了20多天，赵作海被放了出来。因为警方找不到更多的证据，哪怕连赵振晌的尸体都没有。

　　但在许多村民心里，赵振晌的“消失”，肯定和赵作海有关。只是证据尚未出现。

　　赵振晌“消失”快一年半的时候，赵楼村出了一件大事。村西头的井内，挖出了一具无名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尸体上还压着几块巨石。

　　当天夜里，赵作海又被派出所的民警带走了，当时他刚从地里忙完农活回家。

　　那是1999年5月8日，赵47岁。

　　赵作海被带走的第二天，就被刑拘，罪名是涉嫌故意杀人。

　　两天后，他被带到商丘柘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这里，赵作海遭遇了“生不如死”的刑讯逼供。

　　他先后做了9次有罪供述。这些口供也成为他日后定罪的重要依据。

　　在公检法系统最终为赵作海定罪之前，这个案子在赵楼村已经被视为铁案。和二赵不清不楚的那个女人，成为村里人眼里的荡妇。不久赵作海的老婆也改嫁了，撇下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

　　在赵振晌“消失”一年半之后，民间的审判系统已经结案，对于赵作海，“当地人皆曰可杀”。

　　但警方的取证调查还在持续。在被刑拘40天后，1999年6月19日，柘城县检察院对赵作海正式批捕。当时的柘城县检察院批捕科科长杨东平，后来成了柘城县检察院反渎职局的局长。

　　被呈送到柘城县检察院批捕科的证据有：赵作海的口供，刑事技术鉴定，证人的证言以及赵振晌的失踪。

　　柘城县检察院正是依据上述证据，做出了批捕决定。

　　证据不足的“凶手”

　　根据司法程序，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归中级人民法院管辖。1999年10月，赵作海案完成了公安环节的预审后，由柘城县检察院公诉科报送至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审查起诉。

　　当年，商丘市检察院承办此案的小组共两人，公诉处副处长王长江牵头，主诉检察官是汪继华。

　　“赵作海的案子就一个核心问题，尸源问题。”事隔11年，汪继华对于赵作海案的具体细节已不清晰，但汪继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初步感觉，这个案件无法确认被害人身份，所以案卷一到我手里就退了。”

　　汪继华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1997年到商丘市检察院工作。他是一个很看重职业声誉的人。获得过“人民信得过检察官”的荣誉称号。

　　在当时，村里人都觉得赵作海是杀人凶手的时候，检察官汪继华做了退卷的决定。理由是，证据不足。

　　除了尸源无法确定是赵振晌，另一处疑点是凶器。

　　随后，柘城县公安局补充了一些细节，不久，案卷再次被报送到商丘市检察院。

　　“但是尸源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汪继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法规，检察机关两次退卷后，公安机关要么撤案放人，要么变更嫌疑人的强制措施。

　　1999年12月9日，商丘市检察院第二次退卷，但赵作海却依旧羁押在柘城县看守所。

　　“如果当时释放赵作海，社会效果无法估计，放大了讲，关着他就是政治需要。”汪继华分析，社会评判，不是专业评判，“现在赵振晌回来了，村民才知道他没有死，才知道赵作海没有杀人，可那时候赵振晌没有出现，谁知道赵作海有没有杀人？”

　　2001年5月，汪继华辞职离开商丘市检察院，与人合伙创办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

　　一直到2002年被起诉，赵作海被超期羁押将近3年。

　　三堂会审

　　就在赵作海被羁押期间，千里之外的广西玉林，曝光了一起因超期羁押导致的悲惨事件，掀起了社会上对超期羁押的密集关注。

　　在广西玉林，1974年，谢洪武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拘留，此后，谢在玉林第二看守所里度过了漫漫28个春秋。

　　这一案例的曝光引起了司法界的反思。

　　超期羁押被称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三大难题之一。据权威部门的统计，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超期羁押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

　　2000年全国九届三次人大会议上，陕西人大代表刘三阳提交了《关于对司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行“拖案”责任追究制的建议》，认为“拖案”数量多、涉及面广，对社会稳定影响大，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错案。

　　200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清理和纠正案件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超期羁押问题进行全面清理，在当年6月底之前要全部纠正。

　　《通知》还特别提到，“在清理纠正超期羁押案件过程中，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支持，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疑难、认识不一致而久拖不决的案件，可以专题报告党委、人大、政法委，促进问题的积极解决。”

　　在此背景下，赵作海案再次启动了司法程序。

　　2001年7月，中共商丘市委政法委召开协调会，政法委和公、检、法三部门经研究认定，该案尸源问题没有确定，仍不具备审查起诉条件，不予受理。

　　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王长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柘城县检察院召开，决议要求公安局去做DNA鉴定，确定尸源。”

　　但DNA鉴定报告最终无法形成结论。赵作海又被持续羁押了1年多。

　　时间到了2002年，政法系统解决超期羁押的决心越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