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监所管理局5月26日在武汉召开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时特别强调，安康医院的收治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对有触犯刑法行为、经鉴定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安康医院才得接收；所收治的必须是法定对象，“对没有发生触犯刑法行为的普通精神病人，安康医院一律不得接收”。

　　这一消息被误读为“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于是乎，网民的质疑和批评纷至沓来。从网络舆情的主要倾向性观点来看，公安部确实有点冤。一是有的网上去除了“安康医院”这个前提；二是网民的质疑去除了“法定对象”这个核心；三是网民反向推论出“经过警方同意就可以收治正常人”。鉴于此，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当天就予以回应，这一积极的姿态和做法，无疑值得肯定。

　　但也要看到，网民的质疑虽然有误读在先，却也与当前精神病人收治中的一些怪现状有关。一方面，是不少具有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流落在外得不到医治，这些精神病人制造的伤害案，乃至杀人案时见报端；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正常人“被精神病”的个案屡有发生。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使用这一手段来“应对”上访者或批评者。那些恶劣的个案中，不乏一些基层公安部门的身影。

　　保障法定的收治对象得到良好的住院治疗，和保障正常人不被当作精神病人无端收治，同等重要。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强制收治标准的规范和适用。

　　从程序上看，强制收治实则涉及两个主要部门，一是卫生部门，二是公安部门。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人，应不应该收治，这首先是个医学问题。不管设立何种“精神病人认定程序”，都必须承认，对病人病情的最终决定权应在医生——而不在警察或是地方官员。如果某位地方官员或某个警方执法人员，就能对精神病人进行判定，这样的制度肯定是不正常的。

　　在专业领域由专家说了算，这是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一大趋势。一个人有没有精神病，是否应该送院治疗，当然应由精神病治疗专家说了算。而谁是“精神病专家”又由谁来说了算，如何确保“精神病专家”都能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这就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了。

　　当然，要注意的是，“是不是精神病”，与“该不该送医治疗”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去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显然，并不是所有这些精神病人都应该强制收治。

　　公安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送医强制收治负有法律责任，这种在医学标准之外的法律标准，当属公安部门研究和规范的对象。当然，更核心的问题并不在公安部门与卫生部门之间的协作，而在这种强制收治所关联的利益冲突。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医院利益都是现实的存在，隐藏在民间的庞大的等待收治者，一旦都按标准给予收治(也许用救治更准确)，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当事人家庭还是政府？如果是后者，又该中央财政拨付还是地方政府自筹？

　　一个“利”字，让《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起着手起草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看来，精神病人收治远不是公安部门和卫生部门的事，还牵涉财政、民政、地方政府乃至更多的部门。25年来暗中博弈并无结果，何不将这一难题放置于全国人大这一议政平台上公开讨论，以寻求各方妥协的可能，加快立法步伐，并终结现实中的精神病人强制收治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