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4日电 最近发生的校园恶性案件，引起了公众的震惊、愤怒和警惕。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署名为沈士光的文章《应重视和解决社会伦理紧张问题》。文章指出，这些事件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号和警示，提醒关注当前的社会伦理紧张问题，并期望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文章说，和谐的社会伦理关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信任、互助和友爱，阶层之间宽容、包容与合作之上的行为自觉状态。社会稳定的前提必然建立在社会各种伦理关系和谐的基础之上。相反，社会不稳定则反映在人与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伦理关系趋于紧张。

　　文章认为，社会伦理关系紧张首先表现为家庭亲情疏离现象的增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开始瓦解。累世同堂的大家庭结构逐渐被核心家庭结构所替代。核心家庭结构不仅面临着个人成长过程中伦理关系处置早期实践层面的缺损，而且也面临着社会变迁过程中地位流动造成的生存困境。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生活状态有较大的提升，而少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被“挤出”了主流社会，成为弱势群体。

　　文章说，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以人的能力决定社会流动的方向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再加上社会转型期间各种资源配置存在着较大的制度缺失，各类群体对社会不公正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不断放大与泛化，加剧了陌生化社会的情感冷漠和伦理对立。

　　文章说，社会伦理关系紧张的最后恶果归结到抱怨权威，甚至产生个别极端报复社会的行为。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总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极少数个体生活改善幅度、速度不大和不快。在历次的市场化改革中，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并没有因改革而获利，相反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的心理。

　　文章称，社会固然还未发展到普遍性的伦理对立，近来所发生的校园恶性案件也仅仅是极少数的个案，但这种社会伦理对立的端倪却不能不重视。缓解和稀释社会伦理紧张状态的路径，应该从增加权威分配的公平性方面着手，减少社会伦理冲突，不断强化社会信任和增强对问题家庭的疏通。

　　第一，增强权威组织分配的公平性，应该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未来一个阶段的共识，有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同时进行：

　　——切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即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劳动收入在 GDP中的比重，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提高个税起征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等等。

　　——改变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以自我为主导的“内输入模式”，广泛尊重民意、体现民意，绝对禁止强势推进人民群众不赞成、不拥护、不支持的改革方案，力避改革出现“数量悖论”，让最大多数人享有最大程度的改革成果。

　　第二，促进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努力将促进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作为未来执政过程中一项重要的任务，避免因阶层分化而引起的群体冲突。随着“机械团结”的同质化社会结构的消解，如何构建异质化社会结构的“有机团结”已经迫在眉睫。社会整合的有力武器是不同阶层共享“共容利益”，增进“非同质内聚”。因此，各级执政者应首先努力提供、开发和丰富公共领域资源；协调和平衡各种不同利益，而不是代表其中一个阶层的利益。

　　第三，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评价机制。市场经济的竞争具有残酷性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它的残酷性所以应更加注重其公平性。首先，坚决约束各级执政者在公共资源分配上的自为性，克服过多消费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当行为，消除公众的不信任感。其次，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第四，利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减少由于家庭突然变故衍生的社会矛盾。各级执政者应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利用执政者自身优势和社会力量多种渠道减少由家庭亲情疏离引发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