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相约集体自杀的青年农民工的骨灰19日从他们的打工地――东部沿海的浙江省台州市被送回西部四川的家乡安葬。而另一名自杀未遂的农民工阿友悲痛之余，仍然想着寻机自杀。

　　5月4日晚，阿友和堂哥陈建、好友李鑫在未和任何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相约集体服毒自杀。21岁的陈建和19岁的李鑫经抢救无效身亡。

　　而在之后的半个月里，同样是20岁出头的打工者祝晨明、梁超相继坠楼自杀，将富士康公司今年以来的“九连跳”自杀事件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三名四川籍“90后”农民工相约集体自杀，到富士康半年内的“九连跳”，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自杀事件频频发生，让人们对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投以更多关注。同时，也暴露出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新阶层管理的新难题。

　　相约自杀前，阿友正在学习美发，陈建正在学习厨艺，李鑫则靠送外卖挣钱。三人境遇相似，都是跟随打工的父母而来的农民工子弟。

　　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各方面又不如留在家乡的其他兄弟姐妹，陈建和李鑫是父亲经常打骂的对象。而阿友则终日和这两位朋友彻夜不归。他的母亲说，虽然平时忙于生计，家庭沟通非常少，但对儿子十分疼爱，“打工的钱自己用，吃穿用全部是我们的。”

　　“没有留下遗书、事发之前也没发现任何异常。”阿友的母亲说，至今她都想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萌生自杀的念头。两名死者的父母也说，儿子自杀前，并没有被打骂过。

　　周围的人普遍认为他们的脾气不太好，做事也不够勤快。曾和两人共事过的美发师阿杰说，“陈建脾气比较暴躁，好像受不了委屈，阿友比他好一点”，至于做事，“就是叫一下才会动”。仅做了一个月学徒工，两人便和老板起了冲突并离开。

　　“家庭沟通不畅、人际交往匮乏、理想和现实存在差异、想走捷径等因素，使他们心存压抑。”台州市中心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杨伯泉表示，因为在现实中看不到未来，而又没有及时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导致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消极的归宿。

　　杨伯泉认为，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打工者，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性格脆弱、意志力不强、认识狭隘、经不起生活的磨难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困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严峻问题之一。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工作。以浙江省为例，从2000年到2009年，每年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以近20%的速度递增，现在，全省外来农民工的数量已达1944万。

　　然而，与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懂得勤劳致富，明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吃苦意识大大削弱。作为典型的农民工二代，他们从小在城市长大，没有吃过农村的苦，向往城市的生活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既对农村缺乏感情，又对城市生活充满迷惘。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问题专家杨建华曾经参与过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专题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承受着低收入、高消费的困惑，在精神生活上也存在巨大的焦虑和压抑。

　　台州农民工相约自杀和富士康“九连跳”也许还是个体案例，但不可否认，也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困境的集中体现。大批人口向城市迁移，却缺乏相应的、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许多外来打工者其实被远远地挡在了城市的入口外。

　　家人的过高期望和简单粗暴的教育，本地人对他们的上学、用工歧视，以及向上流动空间的缺乏，导致在城市成长、向往城市生活却无法融入其中的二代农民工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人格扭曲。

　　杨建华说，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和精神上的问题，如何保障他们享受应有权利，这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内容。

　　“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每个个体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上的。”杨建华说，健康的个性人格和健全的社会管理制度，不仅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生活梦想，同时也能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源泉。（记者段菁菁　 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