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移民新村耕地被邻村侵占，发生冲突后，梅子坑村6村民被警方带来的“社会青年”押走，并遭刑拘。随后，近百村民披“冤”字白衣在雨天长跪于市政府门前，不但无人理会，还被指“在这儿下跪也没用”。(5月18日《南方农村报》)

　　谨防“弱者武器”的恶性循环

　　村民深知自身无法对抗强权，但是，作为博弈的一方，弱者本身的意图不在于产生冲突，而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获取同情，来引起注意。可以说，村民正是通过这种看似消极、妥协的态度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也正因为如此，下跪成了“弱者的武器”。

　　广东化州村民政府门前下跪一小时无人理，笔者以为，我们更应看到隐藏其中的权力冷漠、无情和公民权利伸张概率之微小。当正常的权利获得、正当的利益要求维系于“下跪”这一载体时，就意味着官员对权力本原认识的颠倒，把公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异化成了公民对权力者的“权利乞讨”。

　　毫无疑问，村民的下跪蕴涵着坚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如果得不到重视，而是被权力者的冷漠消解时，则意味着公民权益的维护将失去可资凭借的平台。并且，当那些无助者都把下跪当成最后的武器时，“弱者的武器”——下跪将成为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这是我们应正视的。同时，谨防“弱者武器”背后的下跪形成“示范效应”和恶性循环，也应成为社会的课题。 舒锋

　　谁给民众的膝盖骨“补钙”？

　　“世间若无公义在，但愿长跪不复起。”每次民众集体下跪维权，都让人产生如此感慨。“跪倒市长”，成了人们从此类事件中提炼出的最新元素。

　　当然，这不是说下跪这种前现代的诉求表达就是正常的。而是说与其惊诧于这种“行为艺术”本身，不如反省催生行为艺术的土壤，究竟应该怎样改良。下跪在中国毕竟是陈腐气息浓郁的一种权利表达。用现代权利观点来审视，一个屈膝的肢体动作，标注着权利尊严的受损程度。向公权力部门下跪，即表明公民私权利折腰，而这是违反基本行政伦理的。

　　政府不是用来跪的，领导不是用来求的。政府受雇于民，主仆岂能颠倒？若主子摧眉折腰屈膝祈求，才能换来仆人一个迟来的重视和解决，显然悖逆法理人情。依法办事，应该是政府公职部门行事的唯一准绳，而不是在下跪等行为艺术聚集了大量外界舆论压力之后，事急从权的一时敷衍。而下跪本身，也正说明正常的维权途径，已经逼仄扭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若长期得不到修复，那民众的膝盖骨缺钙状态还将悲哀而悲情的延续。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