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赵作海及其家属因不满法院凌晨两点与其签署协议，准备要求65万精神赔偿。赵作海的叔叔称，乡干部在半夜11点来到赵家，威胁赵作海接受45万赔偿，签约时还避开赵家识字与社会经验丰富的亲属(今日本报A16版)。

　　当年，赵作海的蒙冤是由公安部门的刑讯逼供、政法委的错误协调、检察院的放弃立场、法院的听话枉法判决等一系列因素促成的，而这些因素都不符合法治，超出了法治的规则，故而，都可以称为超法治力量，现在，随着“被害人”赵振晌的“复活”，这些超法治力量逐渐原形毕露，正在遭受舆论猛烈的抨击质疑，本以为，在舆论的眼皮子底下，在如此关键敏感的时期，有关部门处置赵作海案肯定会长点记性，会规规矩矩地在法治轨道之内行事，断不敢再有小动作，不承想，在赵作海案的国家赔偿环节，一股超法治力量仍然厚脸皮地如影随形。

　　有关部门找赵作海协商赔偿事宜的时间显然预先经过了精心谋划，半夜11点以后，绝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没有明白人出谋划策，“对付”赵作海就容易了许多；另外，从生理学的角度讲，半夜时分，人的意志力往往最薄弱，赵作海也最容易犯迷糊妥协。有关部门不在白天工作时间登门，偏偏深更半夜去找赵作海协商，这里面着实藏了不少玄机。

　　乡干部对赵作海的威胁最令人感到气愤和意外，按理说，赵作海所在乡的政府并不是赔偿义务机关之一，乡干部到场，承担一些辅助性工作固然可以，但是不应该站在赵作海的对立方参加实质性的谈判协商，乡干部如果参加协商，就只能站在赵作海的地方官的角度，和赵作海一个立场，维护赵作海的利益。当乡干部“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协商，并且不惜用威胁的方式在协商中发挥重要作用，与有关部门联合起来一起向赵作海施压时，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联合办案”的影子——之前，正是“联合办案”剥夺了赵作海的11年自由。

　　对赵作海应该得到赔偿数额的多少我们暂且不论，仅就有关部门在赔偿环节的一幕幕超法治表现，我们就可以判定：曾经犯错的权力仍然在继续犯错，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权力对赵作海的赔偿更像是一次压迫式的错案“买断”，权力急火火地“买断”错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迅速安抚舆论，从而挽回对己方的不利影响，并不是发自肺腑地想要抚平赵作海和法治的创伤。我们担心：如果权力的赔偿不真诚，汲取教训也不会真诚。(河北 李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