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跳”诱因的复杂化决定了破除魔咒的思路也必须是多维的。反思“九连跳”还必须超越富士康单个公司的层面，尽快完善针对企业员工的公共服务。　　

　　短短数月间，竟有九名富士康员工要连续以跳楼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相对这家巨型公司数十万员工的庞大基数，这个自杀率或许不算最高，但短时间内如此高密度的跳楼事件，仍让富士康置身于是非漩涡的中心。

　　人们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九连跳”？为什么偏偏是富士康？

　　平心而论，“九连跳”魔咒，很难简单归结为某一单方面的原因，而极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所形成的“共振波” 的后果——

　　比如，某种心理暗示情绪的传染性。正因如此，某些原本小概率的反常事故，如空难、泥头车肇事甚至最近的袭童事件等等，总会在某些时间段里如魔咒般接二连三地发生。富士康发生“九连跳”悲剧，恐怕也不能排除这种心理诱因的可能性。

　　又如，二代农民工的独特的群体性迷失。与他们要求不高的父辈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很多是独生子女，期望值更高而心理承受力更脆弱。当他们离开学校突然来到陌生的茫茫都市，面对枯燥、高强度而低回报的工作，梦想与现实之间更容易出现断裂。当梦想被无情击碎，却找不到出路、无法自我调适时，一些年轻人便轻率地选择了绝路。

　　再如，企业文化、人性化关怀的缺失。在一些中国代工企业里，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被做到极致，“效率”成为企业的全部，“人”只是沦为企业追逐利润的“智能零件”，服从管理、按劳取酬，除此之外，人的情感需求、精神追求，均不在企业考虑视野。23岁的贵州籍农民工蒙景迪，曾与跳楼身亡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同寝室。蒙景迪告诉记者，他们寝室住了10个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平时大家“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样”，自己住了7个月，还不知道同寝室其他9个人的姓名……试问，在这样的企业里，年轻的工人怎能不感受到一种被抛于荒漠般的侵入骨髓的冷漠和孤独；这样一种的企业文化，又怎能不造成员工的精神危机？

　　“九连跳”诱因的复杂化和多向性，决定了破除魔咒的思路也必须是多维的、全面的——

　　从企业来说，如何打断这股可能仍在蔓延的“传染波”，必须加以强大的外力干扰，比如，建立最基本的员工诉求渠道、心理干预机制；同时，重建更人性化、更柔性化的企业人文内核，将冷冰冰的“机器的人”还原为“血肉的人”、“情感的人”。讽刺的是，直至“七连跳”发生后，富士康终于想起请高僧做法事祈福。这多少也算是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不得要领的一次补课吧。

　　同时，反思“九连跳”还必须超越富士康单个公司的层面，尽快完善针对企业员工的公共服务。是的，那些值得尊敬的世界知名企业几乎都有着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完善的员工福利，但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企业更关注效率，政府则更关注公平和稳定。记者采访中发现，在富士康厂区外，大部分员工能消费得起的地方，除了一两个溜冰场，便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小吃摊……很显然，对于一个如此巨型的劳动者聚集区，教育、医疗、图书馆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如何尽快延伸到企业厂区内和周边地区，是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早已超出了企业兴衰的单一层面，而事关一个地区的稳定和谐。

　　唯有企业和社会、政府联手，各司其职，方能治愈富士康的精神危机，重塑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方能破解令人扼腕的“九连跳”魔咒，防止类似悲剧在其他企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