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人员和受害人被司法不公捆绑在一起，成为同道中人，传递出的信息令人窒息，我们必须超越个人追责的浅表，在更高层面反思。

　　“赵作海案”追责进入公众视野，继不久前三名办案民警两位被刑拘，一位在潜逃之后，据可靠消息，当年审理“赵作海案”的三名法官现在已经停职接受调查。

　　随着问责的深入，应该还会有人因此要为自己十多年前的行为埋单。一位无辜公民被刑讯逼供炮制成为“杀人犯”，蒙冤11年，相关责任人被停职、刑拘，是对受害者的精神抚慰，对公众最起码的交代，也是对司法人员必要的警示。

　　当越来越多相关责任人“罪有应得”被问责，满足公众原始的复仇快感之后，仍让人意犹未尽。反思“赵作海案”，厘清与追究个人责任固然需要，但止步于此显然是不够的。个人只能为属于个人的责任部分负责，由个人之外的力量强加的，让他们担责显然有失公允。

　　时任该案的公诉人郑磊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赵作海)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他还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司法)制度的受害者。”

　　在公众固有印象中，司法人员乃强势一方，“受害”从何谈起？仔细寻思，此说也不无道理。试想：办案民警、主审法官与赵作海无冤无仇，最终却因为该案而落得前程尽毁，甚至身陷囹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何尝不是“受害者”？正如郑磊所言，在一辆滚滚向前、无坚不摧的战车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显得微不足道，螳臂当车只能被“碾死”。在这样的关头，个人所能做的选择，要么屈从战车前行的惯性，要么辞职不干，从轨道中逃离。而个人消极抵抗、独善其身对事件进程毫无影响。

　　商丘市政法委那次“少数服从多数”把赵作海定为杀人凶手的协调会，成为众矢之的。试问：没有那次协调会，赵作海的冤案便不会发生吗？未必。回顾“佘祥林案”，当地的政法委并没有召集公、检、法开什么协调会，冤案一样发生。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满盘皆输的负和博弈过程，非但案件的当事人是受害者，体制内的司法人员未必能够幸免——亲手制造冤案被揭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时甚至比冤案主角还要惨烈。“佘祥林案”之后，就发生了该案办案民警潘余均自杀事件。司法人员和受害人被司法不公捆绑在一起，成为同道中人，传递出的信息令人窒息，也折射出其间的罅隙。其尴尬还在于，即使对冤案制造者实行严厉的事后惩戒，也难以起到有效的事前规避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个人追责的浅表，在更高层面反思。

　　“赵作海案”之炼成，几乎与当年的“佘祥林案”如出一辙，集诸多痼疾于一身。观念上，“命案必破”是肇因、“疑罪从无”如虚设；程序上，“集体研究”为罪魁，“非法证据”有市场，“律师在场”成空话……都集中指向于许多知易行难的老问题。譬如司法权和行政权配置的扭曲问题，在本案表现尤为突出，本属司法机关享有的裁判权交给了行政机关，结果导致“开会定凶”之咄咄怪事；再如囿于对实体正义的偏好，法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够坚持，客观上助长了刑讯逼供的滋长。

　　“赵作海案”暴露的问题，远不是个人追责所能解决的，需要深层剖切。中央政法委把今年列为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年，一个“坚”字，足以管窥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之巨，道路之长，司法的自我完善确实需要大智慧、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