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佘祥林案后，赵作海案又成为刑讯逼供的典型例子。根据《国家赔偿法》，商丘市政府将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65万元(今日本报A19版)。

　　在恶性案件发生后，来自社会上尤其是被害人亲友的压力，都要求公安机关迅速侦查案件，对罪犯做出惩罚，以消除社会上的恐惧心理。而这些压力都转化为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使用刑讯逼供的动力，没有沉默权的嫌疑人，大部分都会招供，赵作海和佘祥林就是这种情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自行辩护的权利，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等权利，但这些权利在“赶时间”而刑讯逼供的公安机关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而对刑讯逼供的最有效反抗方式，就是让嫌疑人拥有沉默权。

　　根据美国的米兰达条款：“您有权保持沉默，但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如果佘祥林和赵作海拥有沉默权，在对待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时，有明确的权利和法律条文来保护他们，就不至于出现“实在受不了，他们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局面。正因为他们没有沉默权，公安机关才会以“无权沉默”来强逼嫌疑人，从而得以刑讯逼供。

　　在刑法中，也有明文规定：办案机关不得刑讯逼供。但对于必须回答的犯罪嫌疑人，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指导下，办案机关的问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多样化的手段也让刑讯逼供边界变得模糊，犯罪嫌疑人的话也不是出于自愿。去年，成都男子爬树偷窥女邻居，被判强奸罪，只因为他老实地说“我确实想强奸她”。他的错误在于说出真实想法，但这个错误的出现也在于他没有沉默权。

　　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判决前拥有基本的人权，不是真正的罪犯。犯罪嫌疑人面对强势的办案机关则处于弱势地位，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保护，也是人权社会必须执行的。在西方国家，沉默权则是保护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有效途径，也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体现了“保护弱者”的原则。而沉默权在我国法律上的空白，刑讯逼供才成为可能。

　　佘祥林案后，我们错过了改革的机会，现在又一场悲剧出现，期望借此悲剧让刑讯逼供成为历史。实话说，案件的初判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期望当另一个赵作海出现时，他能大声地说：我有权保持沉默。(湖北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