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媒体向来唱衰中国，甚至不乏为中国“崩溃论”提供市场。然而去年由美国人提出“两国集团”(G2)和“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之后，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拔高中国的“发达”程度，对中国大加“热捧”，似乎中国已成“发达国家”，甚至已跃居到“世界老二”的地位了。不管中国自己愿意与否，用一句流行语来说，中国是“被发达”、“被(世界)第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真的变了？对此，我们应如何认识和看待？

　　一、中国“被发达”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国力增强的反映，但应警惕被“忽悠”和“捧杀”

　　国际媒体之所以热捧中国，首先是因为中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西方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了空前严重的衰退，而中国经济却如“定海神针”，“风景这边独好”。世界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在此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赞誉和热捧，实际上是中国综合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的一种必然结果和反映。

　　但是美国媒体和舆论对中国的推崇和赞誉，也并非这么单纯和简单。这除体现了美国“知华派”希望发展美中关系的善意之外，也包含了美国“主流派”的战略意图，甚至还隐藏着“冷战思维派”的某种战略陷阱。总之，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在美国“知华派”看来，现在中美间相互依存度已很深，可以说已是“谁也离不开谁”，不仅经济领域如此，而且在国际战略上也是一样。因此，美中应互利互惠，发展合作共赢关系。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已陷入泥潭、处于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争取中国的支持和配合对美国是极为有利的。虽然中美间的需求是“相互的”，但我以为“美国需要中国”可能更多一些。这是中国受推崇和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对中国的推崇和赞誉，还包含了美国“主流派”的战略意图，甚至还隐藏着“冷战思维派”的某种战略陷阱。有人说得对，拍(中国的)“马屁”的人，原本是为了“骑马”。他们这是给中国“下套”，拉拢中国为其战略利益服务，还美其名曰盼中国做“责任大国”。当然也不能说赞誉中国的人都不安好心，有些人还是出于真心，但对美国的“主流派”或“冷战思维派”来说，其战略意图还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们中国人听着这类顺耳舒服的言词时，还是多个心眼儿好，警惕不要被人“忽悠”了，小心别掉进人家设计的“陷阱”里。

　　能有什么“陷阱”？我认为，拔高中国的“发达”程度，将中国推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老二”地位，对中国可能有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拔高了中国的发展程度，将虚构出中国发展对美国的“威胁”，这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不利；二是刺激和挑拨中国与俄罗斯、欧盟的关系，使他们对中国产生妒意和不满；三是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破坏中国与他们的传统关系；四是给中国戴上“发达国家”的桂冠，逼中国承担更多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和义务”，以减轻老牌发达国家自己应尽的责任；五是给中国推上“大国”甚至是“老二”的地位，可拉拢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让中国给予美国更多的战略配合、协作和支持。总之，中国必须看到这些潜在的“陷阱”，决不要被人忽悠而接受这种“被发达”、“被第二”的“美意”。老实讲，中国现在还不具备称“发达国家”的条件。

　　二、中国国力增强与其“发展中国家”身份没变，这是并不矛盾的两个问题，而且都是客观事实

　　有人说，中国在承认自己的发展成就和国家实力增强的同时，却强调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还有人甚至说，中国一只脚站在“发达国家”的船上，另一只脚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船上，“享受着两边的待遇，应当付双倍的工钱”。对此，应怎么看？

　　我认为，中国国力增强的问题，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问题，这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却是性质不同、划分标准不同的两个问题。它们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可同时兼有的。中国客观、特殊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一方面是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另一方面又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这种双重身份，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特权，而是双重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这是不依中国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客观的世界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也不是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择的，而是受国内外各种条件和因素制约、并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中国的国情怎么样？在国内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此为出发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要“一百年不动摇”。与此相适应，在国际上按邓小平的意思，“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这应当说是中国在国际上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处境和基本国策。

　　中国发展起来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为什么还说是“发展中国家”？从根本上讲，因为这是性质不同、标准不同的两个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从“总量”上看问题，是以中国的综合实力为依据和标准的。因为从国家“总面积”、“总人口”、经济“总量”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情况”看，中国都称得上是大国。现在的中国不只是“地大人多”意义上的“大国”，而是就“综合实力”而言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了。譬如：中国增长率世界第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出口世界第一，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是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等等。世界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根据中国各个方面的“总量”，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判断是否“大国”的标准。从这些数据看，再加上从某些局部的领域看，譬如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各方面的成就，中国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国”了。

　　中国发达不发达、发达程度如何，其评判标准是以“人均量”为标准的。在这里，必须运用温家宝总理那个著名的“简单而又复杂的乘除法”：中国有13亿人口，“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国际上通用的划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是以“人均量”为标准的。所以谈论中国发达不发达的问题时，不应该只看“总量”而必须看“人均量”。现在中国按人均计算，GDP只有约3600美元，大体上只相当于世界人均GDP8000美元的44%，排位居世界一百位之后。因此，不能说中国已脱离“发展中国家”行列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了。总之，要既看“总量”，又看“人均量”，将两者结合起来。由此，对中国的印象和正确认识应当是：一是中国的国力确实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二是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仍然没有变。这是互不矛盾的两个问题，都是客观事实。

　　三、现在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变，将来也很难改变

　　中国是发展了，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仍没有改变，这是因为：

　　第一，世界公认划分“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准，主要是看每个国家人均GDP的发展水平，同时也考虑其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程度。按照这一公认的划分标准，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世界银行把一国每年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国家(有说8000美元，也有说应提高到1万美元)称为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除GDP指标之外，发达国家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基本标准，如城市人口比例，中产阶层比例、稳定的生活质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的指标，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都还相差很远。所以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成员。

　　第二，从政治学意义和历史发展背景上看，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有相同的历史遭遇，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早就宣布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仍以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基础。这就是说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成员，是同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此外，迄今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仍面临着被外来势力分裂和肢解威胁的国家，仍然保留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受人欺负的伤痕和烙印。

　　第三，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仅现在没改变，而且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也难以改变。中国从GDP总量上达到世界第二或第一是可能的，但即使实现了这一步，离现在“发达国家”按“人均量”计算的发展水平仍相差很远。问题还在于中国是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去求发展的，必须考虑以人为本，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环境的许可和地球资源的承受力，否则对地球、对人类，当然首先是对中国，都是一场灾难。总之，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不会按GDP“人均量”去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因此，中国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四、中国没脱离“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可同时采用反映其新特点的一些新概念

　　我们在上个世纪曾广泛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现在我们广泛采用“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来代替“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提法上的这一变化，既继承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原有的精髓，同时又摆脱和抛弃了它原来已陈旧过时了的东西。这一替换应当说是很成功的。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还在广泛使用，国际媒体和舆论不是指这个概念本身不合适，而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新情况提出了质疑。我认为可根据新的形势，在总体上不否定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前提下，也可以赞成使用“新兴国家”这个概念。我们有个口号叫“振兴中华”，强调要“复兴”，称中国为“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意思是一样的。当然有时也可用“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发展中国家”几个字表示其“所属国家类型”，“最大”二字反映中国实力之增强。根据国际上已广泛使用“金砖四国”来指中、俄、印、巴(西)四国，将中国称为“金砖国家(之一)”，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邓小平晚年在反思中国发展道路时曾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下)》，第1364页)邓小平这番话主要讲的是发展起来后中国国内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但我以为，邓小平此番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问题。目前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形势和遇到的问题，不是过去那样主要因为中国“不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而是刚好相反，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所产生的新问题，而这类新问题也“不比不发展时少”。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要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研究，以求在重新研究我国的对外战略、政策和策略问题时，能够有新的思路，能够有利于开创新的局面。(肖枫 作者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