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中的吃喝风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到信息公开,打破“自我监督”的思维,加强监管,敢于处罚,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要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的有关规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包括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这是中央对“进一步规范和改革公务接待制度”中的一个新要求。
4月27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联系上北京市大兴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希望就大兴区公务接待方面的情况进行采访。该负责人表示,他可先协调区委办公室和区政府办公室再给记者答复。次日一早,该负责人电话告知记者,“内容太敏感,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随后,本刊记者给北京多个区县政府打电话,采访公务接待的要求均被婉拒。
自上而下对推进公务接待制度改革,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规定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严。但事实表明,这些约束力不足的规定,对遏止公务接待中的浪费和腐败作用并不明显,比如在“由隐性消费向显性消费转变”这一环节就难到位。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我国在规范公务接待方面,不论是传统观念的转变,还是制度建设的完善,都还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公务接待被视为“国家机密”
3月30日,国土资源部率先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2010年部门收支预算”。随后,财政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相继公布2010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部门2010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截至4月11日,共有35家中央部委公布了部门预算。
但从各部委公开的信息来看,并没有涉及公务接待这样的“热点细节”。对于这些部委而言,公务接待显然还属于“保密范围”。
“目前,公务接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刚刚成立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上当选为秘书长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些地方,只要领导批准的接待就是‘公务接待’,只要领导签字的发票就可报销。”
“上级到下级单位视察,下级到上级单位汇报工作就不少,加上横向交流过于频繁,直接造成了公务接待出现过多过滥的现象。”汪玉凯教授说,“只有先对‘公务’的概念及范畴进行明确,才谈得上制定严格的接待标准,对‘接待’进行规范。”
“现在公务接待与以前相比,已经有很大变化。”在汪玉凯教授看来,公务接待,就是党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横向之间,出于工作需要产生的接待,或外地兄弟单位或官员来访,以及相关的会议、参观、学习之类产生的接待活动。“公务接待在标准、范围等方面,还需要更明晰、可操作性的规定。”
“党政机关适度的公务接待,是开展工作的需要。”汪玉凯教授说,“但是公务接待吃喝之风泛滥,就是严重的腐败问题。”
“公务接待是个苦差事”,湖南省某县一家单位负责人向记者诉苦道,“应酬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时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来客,以至吃饭犹如赶场子。”
“目前有些地方的公务接待,不但标准混乱,而且范围也不明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全国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基本是各地根据当地财政状况而定。至于一顿饭花多少钱,主要由接待单位领导即时拍板。”
“有些单位的接待对象非常复杂,既有上级视察,也有下级来访,更多的是兄弟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任建明教授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公务接待,已经演变为用公款为对方的消费相互埋单。”
“公务接待消费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很大。”北京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认为,“在有些地方,公款吃喝已经成为一种交际手段,有些领导甚至用公家的高规格接待,为个人的升迁作铺垫。”
更糟糕的是,在公务接待的“暗箱”下,有些地方和单位,还以接待、住宿补贴和用餐招待开支等各种借口,开假发票套取预算内资金,设立“小金库”,用于请客送礼等等。
“预算外资金”是失控源头
“上级动辄就下来检查,不喜欢吃喝也得陪好,谁也得罪不起。”云南省某县一位做局长的朋友对本刊记者感慨道,“现在8小时以外,也耗在公务接待上。”
虽然有这样感受的人不少,但不少人又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这不得不从现有的财政制度上找原因。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政府预算归一化管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大量预算外、制度外资金存在,成为公务接待失控的主要原因。”任建明教授指出,“在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政府所有财政收入与支出都是纳入一个统一的正式预算的。”
“财政预算不公开不透明,加之认识上的偏差错位以及监督打击力度不够等原因,更加剧公务接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任建明教授说。
“公私不分的接待现象也很普遍,有的去旅游或办私事,也列入公务接待范围。”据任建明教授介绍,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接待费用惊人。他举例说,“南方有一个镇,经济状况比较好,每年接待费用就达上千万。”
“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支出,其来源是私下运作的灰色‘小金库’,本身就见不得阳光。”任建明教授认为,“这为财政支出方面的超标、违规包括公务接待方面的超标、违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在预算方面,很多地方并没有把接待费、差旅费、考察费等定额明晰。加之公务接待的主体,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信息和权力又不对称,更使公务接待中的问题难于界定和发现。”任建明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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