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的汶川经验

　　熊文钊认为，面对更大规模的新时期对口援疆工作，“汶川援建就值得好好总结。”在他看来，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是为加快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而实施的一项特殊政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一模式受到国外政府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就在于它不同于政府间一般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贫困帮扶，更不是简单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此模式功能独特。”

　　采访中，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岸元向本刊介绍了对口支援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建立了一种地方政府横向转移支付，不同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只解决了钱的问题，这种横向转移支付不仅把钱带过去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实现了人、财、物、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的全面支援。”而这种对口支援正好培植了受援地区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受访专家就此总结了三方面特点：其一，提高“自身造血”功能。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模式强调在灾区支援中一定要处理好“输血”和“造血”的关系，坚持“外界支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比如，除了要求对灾区加强横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外，还强调加大灾区心理治疗、教师培训、干部交流、人才输送的力度，为灾区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其二，强化政府“社会统筹”功能。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模式要求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多元投资”的重建机制，促进灾区援建中人、财、物的合理配置，大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政府在重大灾害发生后除了在灾害救助中起主导作用外，还在灾后重建中扮演“社会杠杆”的角色，充分发挥自身在灾害管理中区域联动、统筹协调、宏观调控的作用，优先解决好基础设施重建、生产恢复、促进就业等民生问题，促使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有序推进。

　　其三，加强地方“合作共赢”功能。减少了支援方与受援方在合作项目和合作方式上的盲目性，实现彼此功能上的良性互补和无缝对接，保障对口支援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支援汶川灾后重建时，就充分考虑了各省市的经济实力、灾情程度和历史关系，兼顾灾区早已形成的对口支援格局，从而提高了对口支援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持续性。同时，灾后地方政府对口支援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求对口支援的各省市深刻认识到援建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合作性，最终实现对口支援双方帮扶共进、合作共赢和优势互补。

　　事实上，本刊记者了解到，上述经验都充分吸收到了对口援疆工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实施方案中了。

　　对口支援亟须走向制度化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相比汶川经验，对口援疆需要多吸收以往的对口支援经验。

　　有关专家梳理了值得重视的5个方面问题：首先，实施对口支援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存在缺乏协调性、实施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援助项目实施效果无法保证等不足。

　　其次，对口支援的实施、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不健全。一方面不利于激发参与支援工作的不少发达省市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无法保证支援工作达到预期目的。例如，有些项目的前期开发程序不规范，有的项目则在签订后难以落实，还有不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夭折，这些问题导致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双方的积极性。

　　再者，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例如，在有关对口支援工作中，因政策评估工作缺失，导致一些事实上已经失效的政策目前仍然在实施。同时，现行的对口支援政策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监督的内容还不完整，缺乏绩效监督的内容。

　　其四，受援方和支援方均存在着一些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技术经济研究部前部长郭励弘认为，在以往的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中，由于缺乏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系统规划，导致“受灾地区的房子、基础设施可能建得很好，却很难形成产业。”受援方在选择援助项目时，有“短视”现象，存在着以争取资金物资为主、以争取无偿支援解决眼前困难为主、单纯追求项目数量、存在一定的“面子”工程等问题。同时，支援方对援助工作的思想认识高度不够，确定援助项目时注重追求自身的利益，援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对援助项目的后期追踪管理力度不够等问题。

　　还有，未能正确处理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很多项目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难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有的是政府服务政治大局意识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呈现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熊文钊认为，“当前的对口支援还不是制度性的安排，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应急处理。”因此，他认为需要加快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转化为制度性安排，“通过一套制度、一套标准和一套程序，以法律形式将对口支援关系固定下来，区分无偿援助与有偿援助的经济协作，建立市场化的支援项目的跟踪协调制度，这是对口支援政策长期有效实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