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云南昆明两名靠拾荒维生的兄弟俩，因对贫困生活绝望纷纷挥刀自残，弟弟当场死亡，哥哥暂无生命危险。据悉，两兄弟平日靠捡垃圾维生，生活困顿，两人住地仅1平方米左右，里边只有脏烂的被子和鞋子。(云南信息报4月26日)

　　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从不代表没有绝望情绪。承认并正视底层民众的绝望情绪，往往是社会进步与制度反省的标识。两个拾荒的兄弟，破烂都捡拾了，尊严也降格了，但仍然没法生存下去，以挥刀自残悲怆收场——— 这多少会让人心生悲悯，进而追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绝望？

　　所谓绝望，必有突破底线的境况发生，进而逆转个体的价值期待，而容易让人绝望的，大抵来自精神信仰、公平正义期待、生存发展、人格尊严等层面。从马加爵到杨佳，从唐福珍到郑民生，他们的绝望各有各的差异，但个体力量的利益诉求、话语表达被制度性钳制，进而诱发极端行为，却是相同的渊源。

　　底层的希望大多是良善的、最低标准的，譬如捡破烂的只想混个温饱而已，但即便如此，“破烂也很难捡”——— 城市为其自救关闭了最后的大门，而户籍制度之上的救济福利又无法普惠到每个需要救济者，百般纠结，才选择了自戕。但如果城管不是那么彪悍，城市不至于有着病态的洁癖，社会生态链对弱势群体不是那么吝啬，制度完善而不至于人人自危——— 捡破烂也该是光荣而骄傲的职业。一来，他们没有向国家社会伸手，靠的是自力更生；二来，这职业也是正经的三百六十行，于循环经济大有裨益。

　　社会总有踌躇满志者，也必有山穷水尽者，天赋与后赋的差异，必带来资本与财富的阶层性流动，既得利益和权贵集团更为宽裕，底层群众的剥夺感与无力感也渐次加深——— 这并不奇怪，因而我们才需要制度校准失衡、需要良心调节落差。我们吁求的公民社会，就隐含了这么一个前提：社会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个人权利，并且通过宪政契约的形式加以确认。这种保护不是只讲“效率”的，还得关切“公平”。它不忘优势地位中的不公之源，它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可是，他们为什么绝望呢？因为我们对这种绝望疑似丧失了基本的痛感。绝望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这种断裂表现为某些政策或制度对公平的漠然：比如楼市宏调了，总有彪悍的声音猛烈开炮；比如教育医疗等负担沉重了，总有人大呼“其实并不贵”……

　　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都有绝望的自由。其实，一个人的丧心病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对秩序与制度的控诉，而这种控诉又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震——— 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小小的绝望感生成之前，就有应然的预警与干预，消弭这种绝望。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