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北京正在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进行封闭管理,即,用围墙、铁门将村庄封起来,早晨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门,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按照试点大兴区警方的说法,由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改造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警方“封村”,或有其苦衷,城郊接合部治安差,且情况复杂,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不得不考虑更强力的举措,如强化治安巡逻,增加监控设备,都在情理之中。但筑墙锁门,未免不智,开放文明已蔚为潮流,连一些政府机关都在拆除围墙,我们岂能再走回头路?之前,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
在警方的思维里,“封村”似乎与许多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二者有云泥之别。
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自愿的,小区业主是被服务的对象,谁也无权强制他们办什么出入证,或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任何的限制,倘若这种封闭管理影响到业主工作生活,那么物业公司估计得卷铺盖走人。而“封村”,则是强制的,村民是受管制对象,活动受到限制,“封村”影响居民工作生活,居民并无权置喙,一切都得为治安让路。实际上,城市小区的封闭管理,是有限度的,远未达到“封村”那样的水平。
得承认,北京一些外来人口较多的村庄治安秩序恶化是事实,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放置在文明开放这个前提之下审视,管理者不可因为极少数外来人口的违法,就对所有外来人口采取有罪推定,人为设限限制人员流动,以堵截来应对复杂情况,简单地把一个个活泼的村庄都封起来、关起来。在一个社会流动已成常态的社会,“封”村的办法,有悖于城乡平权、本地人外地人平权的基本常识。
再说了,“封”村固然有治安上的某些效果,但更应该看到对民众的工作生活带来的莫大麻烦,不能仅仅看到治安的效果,也要看到居民额外增加的社会成本。自然状态的生活人流,因为突兀而起的大墙铁门被迫中断,这样的行为实质上有扰民之嫌。民众当然有配合政府、警方管理好治安的义务,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是民众之福,但问题是,仅仅凭“封”村这样的举措,能给居民们带来多大的幸福?
流动人口多的村庄治安相对较差,但仅仅针对类似情况村庄的封闭式管理也是一种治标不治本。警方乃至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关心每一个社会细胞,将平等的关怀洒向每一个公民。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将社会隐患消弭于无形,将民众积怨疏导于萌芽,真正建设起平安、健康的社区。如果每个公共场域都可以以治安为名建围墙、发证件,一个城市就被划分成若干个“堡垒”,治安倒是好了,但那还是现代化的城市吗?
现代化、城市化的要义首先是社会的开放,消除妨碍人和资源自由流动的一切壁垒。置身于一个大流动、大变迁、大开放的伟大时代,地方管理者应该有治安治理的新思维,而不是抱残守缺,僵化坚硬,总是不愿意放弃“关起来”的思维,尝试着走回头路。 □胡印斌(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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