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受到高生活成本挤压，精神上缺少成熟的价值观，我们电子信箱的来信中，一位自称“中等收入者”的读者，诉说了自己物质、精神的状态，以及自我认同的种种困惑。

　　实际上，这样的困惑，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面临的普遍困惑。一系列调查显示，中间阶层的幸福感较弱，“孩奴”、“房奴”等种种讨论，应运而生。而物质生活上的不确定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自我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不够通畅，未能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趣味，未能承担起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等。

　　如何保证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提升其幸福感？如何促成中等收入群体在文化、社会上找到自身的定位和价值？本期“时事观察”，继续聚焦这一新兴人群。

　　让中等收入群体更稳定更轻松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稳定和轻松，政府有责任，中等收入者自身有责任，企业也有责任。现阶段需要多层次完善分好 “蛋糕”的制度。”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对中等收入者的认同度不高，其中有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有中等收入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问题。

　　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思路是“提低、扩中、调高”，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国际治理经验来看，政府最有效的作用领域在于“提低”，比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主要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次有效的作用领域在于“调高”，而“扩中”的效果最不直接，因为“扩中”不是靠政府直接发钱，而是要靠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高。换句话说，农民工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成为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才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者。所以，“扩中”的效果比较慢。目前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特别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特别鼓励自主创新和自主创业，其实都是“扩中”的有效措施。

　　然而，在我国认同自己是中等收入者的群体中，怨言也逐渐增多。一方面与房子有关，房价的确上涨太快，许多中等收入者都宣称自己成了“房奴”；另一方面与轿车有关，油价和停车费也迅速上涨，许多中等收入者都宣称自己准备弃车乘公交上下班。近年来全球都出现类似的中间阶层的忧虑。金融危机前年收入在2.5万到7.5万美元的美国人当中，50%的人表示他们对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10%的人表示“很担忧”。金融危机后，美国中间阶层房地产价值大幅度缩水。

　　以往的经验是，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与经济周期有关，经济上升期比例就高，经济下滑期比例就低。中国目前的高房价和高物价，一方面造成中等收入群体的缩水；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质量。所谓挤压中间阶层，就是客观上使得中等收入者在减少，主观上对中等收入者的认同率进一步下降，这种趋势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

　　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有三个来源，一是干得好，二是挣得好，三是花得好。政府如何稳定和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重点有四个：一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形成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人士，形成一个高效的职业社会；二是鼓励创业，打破垄断，减少巨富，让更多专业人士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三是着眼于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提高他们在个人工资谈判过程中用脚投票的能力；四是加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提高普通工人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用手投票的能力。除了这些重点以外，还可以考虑对中等收入群体适当减税。减税的焦点也不一定就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也可以在起征点不变的情况下考虑适度降低各档的税率。

　　除了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切实控制房价以外，中等收入者也是可以自我释压的。比如如何减少“房奴”？一般说来，房贷超过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40%才能称之为“房奴”。拒绝“房奴”，可以选择租房。以北京市为例，目前租售比已经达到1∶600—1∶1000，租房肯定比买房合算。所谓租售比是指每个月的月租与房屋总价的比值，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1∶300。租售比1∶300以上，中等收入者买房合适。1∶300以下，中等收入者租房合适。不能把买房作为住有所居的唯一选项。

　　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稳定和轻松，不仅政府有责任，中等收入者有责任，企业也有责任。政府有责任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能让财富成为群众的负担，不能让中等收入者成为“房奴”和“车奴”。中等收入者不能只等靠要，一方面要不断学习，另一方面要不断创造，未来创造比制造更加重要。企业也要让中等收入者更多分享发展的成果，适度共享企业的利润。上述三方不仅要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现阶段只有多层次完善分好 “蛋糕”的制度，才能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者做大“蛋糕”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