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经是唐朝故道

　　青海师范大学3年级学生伊西措毛是在15日凌晨两点赶回玉树的，但夜色并不能完全向她掩盖地震造成的创伤。她路过结古镇口塌掉的玛尼堆，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曾让玉树人引以为傲；她路过胜利路和民主路交界的三叉路口，原先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已经被夷为平地；最后，她来到自己的家门口，这里保存着她从4岁开始的所有梦想。

　　她从没想过地震会击毁玉树。在她和许多玉树人看来，地震实在不该发生在像玉树这样一座小城。这里曾经是唐朝故道，每座寺庙和佛塔都有着数不清的故事。离县城不远处是文成公主庙，据说这里曾是文成公主进藏以前停留过的驿站。地震把佛塔震碎了，一个正在举办佛会的转经台陷到地面以下，面带微笑的佛像身首分开，尽管它依然在微笑。地震不该发生在玉树 这样一座城市。这里是青海省数得着的商业城市，有人靠虫草发了财，又引得各地的人来这里做生意，使这里成为淘金的宝地。四川人来了，河南人来了，湖南人来了，江苏人也来了。还有一伙人来自兰州，他们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影碟出租店。一个姓柳的女人生意不错，她店里的武侠片、侦探片和韩国电视剧都很受欢迎。但是，在她打印出来的推荐表上，排第一名的竟是一家外国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片名叫《震撼世界的大灾难》。

　　地震不该发生在玉树这样一座小城。这里的人们每天悠闲地散步、拉家常。乘坐飞机或汽车来到这里的人，总能看到面容安静的老人坐在太阳下转动经轮，或是听到当地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这里每年一度的赛马大会。

　　就连15岁的益西塔次也积攒了一肚子关于赛马大会的热闹回忆。每年秋天的某一个星期里，老人们跑到一个叫赛马场的地方又唱又跳，年轻人则骑着牦牛比赛速度。孩子们也不闲着，他们挤在人堆里围观叫好，或者自个儿在角落里组织自己的舞会。

　　赛马场现在是玉树最大的灾民安置点。这里被踩起了厚厚的积土，风一吹，连人带帐篷一起裹住。高三女生仁增求措一家就住在这里。她从教学楼里逃了出来，手臂上划出了又长又深的伤口，但好在她还活着，“这就足够了”。

　　她和其他灾民们讲了上百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他们亲历亲闻。比如，已经倒掉的学校三楼有一间会议室，里面的花纹“可漂亮了”；三江源商场里的衣服很好，但实在太贵；康巴歌舞大世界是这里唯一的一座大歌厅，每天晚上开业到两点才停，很远处都能听到歌声。

　　地震过后，就连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细节也变得珍贵起来。一个男孩儿在金黄色阳光照耀的街道上骑自行车，这成了许多人眼里玉树最美好的过去。

　　索南卓尕今年27岁，她在餐厅打了10年工,加上父亲和哥哥为人砌墙赚来的钱，终于在3年前盖起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并过了3年风光的好日子。不过，扎西陵巷98号的这个大家庭，如今只剩一扇变形的红色铁门，以及一堆变成废物的实木家具、电视和破破烂烂的粉红色窗帘。

　　还有人记起了民主路口的一座6层楼房。这座年代久远的灰色建筑有资格被好好怀念一番，因为它实在太繁华了，有几十家店铺，人们在这里吃饭、理发、买零食。刘善于穿着捡来的衣服站在它的废墟前，他的诊所在4月13日才拿到营业执照，一天赚了1000多元。他的隔壁是重庆人开的“好又来川菜馆”，物美价廉，一大份牛肉锅仔才卖15元。3楼有个小KTV，生意好得很。4楼到6楼则是民族旅馆的地盘，对那些没钱住玉树宾馆的人来说，这里是最好的落脚处。

　　刘善于指指画画，别人轻易就明白了他曾经有过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对他来说那些全部的希望，对玉树或许微不足道。因为玉树损失得更多，除了希望，它几乎什么都不剩了。

　　微弱的希望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今天的玉树，再没有什么比分别更常见也更让人辛酸的事情了。距离地震已经过去了6天，哭哭啼啼的日子正在慢慢过去，但在随便一片废墟里，都深藏着一堆被眼泪浸泡过的故事。

　　一户8口之家只剩下一个人，这已经足够悲惨了，但提起那个抱着孩子死去的母亲，人们眼睛里好像又多了一层雾。

　　玉树县第一完小五年级女孩亚玛求措有美丽的笑容，目前无法确证她的笑容是否还那么灿烂，但她肯定找不到她的学生证和钥匙了，它们不知被谁捡到，又拴在一起，孤零零地挂在胜利路上一个人来人往的桥栏杆上。路过的人偶尔翻看一下，心里产生不祥的预兆，但谁也不肯把它说出来。

　　冰冷的死亡数字还在一天天增加。对那些亲眼看着父亲、妻子、女儿和孙子的遗体被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语言能形容他们的悲伤。张小英的姑姑被楼板压碎了，她倒在地上一言不发。一个高中生失去了5个最好的朋友，他们不能再一起踢球了。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对着拍照的记者咆哮，她的女儿是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死的，她几乎是扑上去，尖叫着赶记者走。至于那些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则被聚拢在住满孤儿的帐篷里，他们还小，不爱说话，甚至盯着他们的眼睛，也很难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唯一能确定的是，伤痕已经刻下，暂时还没有什么能够抚平。

　　对死亡，玉树人有自己的理解和寄托。这寄托部分可以从天葬台上盘旋的秃鹫身上看出来。伊西措毛坚持要把父亲和姐姐送到很远的天葬台，她的母亲就葬在那里。扎西旦周坚持把儿子用摩托车运回几百公里外的家乡，他一脸愁容，但没有眼泪。更多的人选择了火葬。被送走的这些死者，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并没有交集，但在一个阴天，被堆叠在天葬台边的土坑里，被同一把火烧掉。

　　在民主路上，一个不懂汉语的妇女在中国移动提供的免费电话面前急出了眼泪，她想拨打一个询问平安的电话，却总是不通。河南人李秀生的哥哥也哭了起来，他从废墟底下爬出来后，再也打不通弟弟的电话。他没住帐篷，花了4天时间跑遍了每一个可能的聚居点。

　　这个下午，坐在一片废墟边上，这个瘦小的河南汉子突然开始抱怨自己的弟弟。“他怎么一点信也不给！”他的眼泪刷地下来了，“难道就不能找个充电的地儿吗？”他的妻子试图安慰他：“等他充上电就会打来的。”看起来，那个拨不通的手机是这对夫妇手里唯一的希望了。而对现在的玉树来说，哪怕这一点微弱的希望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新生活已经在废墟之上开始了

　　在玉树，人们正在为不可知的明天储备一切能得到的东西，包括从废墟下翻出的一块还算完整的布料，以及每一个过路人手里的苹果或药品。想要找到一个开张的铺子实在不容易。没有倒掉的店铺紧闭大门。出租车很少愿意停下来搭客。因为人比以前少了很多，无家可归的狗开始明目张胆地四处乱窜，对着行人吼叫。

　　几天前，有人从危房里拣出了几样货物，摆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立即引来众多的顾客。伴随着讨价还价和吵嘴声，人们把成包的卫生纸、可口可乐和葡萄酒紧抱在怀里，就连已经腐烂了的猕猴桃也不放过。

　　一个闻讯赶来的妇女急匆匆地问：“还有盐吗？”但这最后一包已被人买走了。

　　仅从外表看去，玉树如今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人们很难找到过去熟悉的机构和店铺。法院暂时关张了，检察院也宣布“暂停办理”。一个退休的老工人拨通银行的电话，询问自己的退休金为什么还没发放，但在接电话的人看来，他真是有点太不识时务了。

　　农业银行倒是很早就上班了，在一片废墟边的帐篷里。第一天只有一笔个人存款，第二天就增加到21笔，几天下来，那些从废墟底下挖出来的血汗钱，已经有80多万元存了进来，最少的一笔只有几百元。除此之外，有3个不知身份的人拿着死去的亲人的存折来挂失，有的存折看上去脏兮兮的。

　　但今天的玉树并非与世隔绝：一封在4月16日寄进来的明信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邮局在恢复工作第一天接到的唯一一封邮件。随后，信和包裹越来越多了，一天有几十件，只是，把这些衣服、食品和信件传递到没有地址的人手里，着实是一件麻烦事。

　　报纸也很快运了进来，但种类少得可怜。扎辫子的当地小姑娘把厚厚的一叠汉语和藏语报纸分发给她遇见的每一个路人，很快，许多人手里都攥着两三份了。

　　玉树的报纸上都写着什么？地震几乎是唯一的主题，多数都是让人振奋的消息，人们在上面能读到救援，读到人和人的相互帮助，读到一点点改善的供电和供水；连广告也都是跟地震有关的。比如，某某通信公司表示要免费替灾民们提供寻亲服务。此外，报上还会发表一些用笔名写成的诗，里面充满了“啊”和叹号，但一个过路人说，他不大爱读这个。

　　对玉树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时间现在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日程可供安排。反倒是一年级的小孩子索南多加经常怯生生地拦住外地人打探时间，他的学校在地震里死了很多人，但最近就要复课了。他每天要准时去学校报到。县城里没剩下几个还在正常走动的钟表，废墟里的表都停了，其中有一只蓝色的手表是在学校的废墟里被发现的，时间就停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在停课4天之后，学校开始陆续复课。老师们从土堆里把学生们的书包和课本一样样搜索出来，堆放在操场上，然后把他们归拢在一起，等孩子们回来，再发给他们。

　　有个孩子回来了，高高兴兴地接过属于自己的蓝书包，另一个从家里抢出来一只溜冰鞋，就单脚穿上它在操场上高兴地玩耍。而一个叫帕毛的孩子还没回来，他今年8岁，功课不错，每页作业纸上都被老师画了大大的钩。

　　有的却注定回不来了。一名66岁的奶奶琼嘎有3个孩子在这里读书，但地震那天，他们都被压在那排校舍里了。

　　他们的书包也许会被分给别的孩子，他们的作业本和铅笔盒也许还留在废墟里，然后，废墟会被清理干净，再然后，盖起结实的教学楼。

　　新生活已经在废墟之上开始了。三年级九班的江永江才的父母在地震中遇难了，他和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爷爷相依为命。不过，他说他不害怕。“我不需要钱，只要大家记住我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