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将有效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

　　国务院此次利用信贷手段重拳打击炒房，其严厉程度为历来之最，相信市场即有反应。

　　信贷调控之所以有效果，源于中国房地产发展高度依赖于信贷支持。但此次信贷调控能取得怎样的效果，还是一个问号。一方面是信贷调控往往只是“止疼片”，并非治本之药。目前可以说是全民炒房，根源就在于，不但房价上涨的预期未变，而且通货膨胀预期在加剧。信贷调控显然解决不了房价预期和通胀预期。

　　另一方面，信贷调控能否落实到位还需观察。信贷政策一直是楼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多数时候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是，不少商业银行为了各自利益，不仅不严格落实政策，反而违规操作。媒体曾多次披露过这样的新闻：一个人贷款6.5亿元买110套房，一个人可以贷款买35套房。此次出台的信贷政策究竟能否约束这样的炒房人和违规银行呢？

　　再者，全民炒房时代还有一个特点是，不用银行贷款也能炒房。例如，温州人炒房就有多种融资模式：一是股权式合资，即按照房产项目总额的百分比投资；二是个人融资；三是“民间互助会”。正是因为存在这些民间融资模式，所以温州炒房人敢于在全国炒房，而信贷调控对民间融资炒房来说是无效的。

　　信贷政策严厉之后，公众自然而然期待更具杀伤力的税收政策。种种迹象显示，公众热议的房产税即将登场。房产税一旦与信贷政策同时出击，炒房风险必然增加，房价没有理由再继续疯涨。

　　但我以为，房产税与信贷政策遏制的仅仅是市场炒房，遏制不了“权力炒房”。“权力炒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炒房，另一种是官员个人炒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曾指出，部分城市房地产有泡沫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政府炒房。我同意这种观点。比如，一些政府部门掀起团购风，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将一些热点楼盘抢购一空，这难道不算炒房吗？某些监管部门对开发商捂盘惜售不闻不问，甚至包庇纵容，其实比开发商炒房更恶劣。

　　再说官员炒房。仅上海就有两位著名的炒房官员：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因为利用职权低价购房，被称为“炒房区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原处长陶建国接受开发商贿赂29套房产，被称为“炒房处长”。炒房官员不是上海特产，我相信其他地方也有不少这样的官员。另外，还有一些官员加入炒房团直接炒房。

　　“权力炒房”对市场对公众同样有不少危害，因此说，有关方面既要打击“市场炒房”，更要打击“权力炒房”———调控楼市需要反腐同行。(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