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新闻：深圳将非正常上访等7类人员列入不受欢迎名单

　　4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消息称：群众申办居住证将不再收取工本费。同时，有7类人员被列入“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他们都不能办理居住证，其中包括违反《信访条例》等相关法规越级非正常上访者。

　　与“非正常上访”并列的，还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从事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从事、参与、庇护、协助恐怖活动”等违法行为。将“非正常上访”与6种为祸甚烈、性质恶劣的犯罪等质齐观，可见相关部门的规则制定逻辑——“非正常上访”对社会危害甚巨，无异于犯罪。难道，“非正常上访”真是条十恶不赦的“毒蛇”，在噬咬公众利益的肌体？

　　“非正常上访”一词的意义界定，源于2009年11月11日深圳市多个机关发布的一纸通知，通知中，14种信访被冠以“非正常”之名。该规定出台，立遭广泛非议，被认为是种变相的“截访”，会阻碍民情上达，在偏颇的官方裁量中，体现出了扭曲的“遮丑”逻辑和政绩观。这也表明，对“非正常上访”的认定从一开始，就缺乏民意基础，只是官方在“一言堂”。

　　生造“非正常上访”的概念，本已是权力越位，违背民意；而将“非正常上访”罪化，盖棺论定为“影响恶劣”，更是价值畸变的升级。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曾说过：“群众上访八成是有道理的”。民众“上访”，往往源于官员“信权不信法”，正常的权利伸张渠道受阻，无奈之下，才依赖“半路拦包公”式的法外路径。

　　学者熊培云指出：任何政府，都应当是全体公民赖以自救的工具。民众上访，实际上是裹着民生艰辛、民情难陈的苦味黄连，对此政府应成为公民利益的庇护者，“疏”而不是“堵”，清理民意通达的淤塞，并让“依法行事”照亮民众的自救之路。这无关权力的道德崇高，而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若戴着“有罪”的眼镜看待“非正常上访”，则是对民生的漠视，也是对本职的忘忽。

　　罪化“非正常上访”，是权力的价值迷失。我们用不着相关部门越俎代庖地评选“不受欢迎名单”，更不愿看到，迎接“非正常上访”者的不是温情与法治，而是冷冰冰的权力表情。(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