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运动员生涯让周洋与充满各种潜规则的中国社会相间隔，依然质朴的她才“无知者无畏”地说出一句句实话，但当实话指向他人时，我们大声叫好；当实话影响到自己时，我们又强烈不满。

　　夺冠时，周洋首先“感谢父母”被体育总局高官斥责为“应先感谢国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赞这姑娘实在；而当前来慰问的市委书记问周家“还有什么困难”时，周洋再次实话实说称“父母没工作”时，却有很多人指责她自私。是不是周洋撒谎说“家里没困难，有困难我也能自己克服！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努力训练再创佳绩”，这才让某些人满意？

　　也有人说周洋都有那么多奖金了，还向市委书记要工作，好不知足！不管周洋按规定得了多少奖金，都是夺金后所受的奖励，而每个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是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明确保障的基本权利，两者并不矛盾。

　　还有人说周洋素质太差，换个高素质的人就不会向市委书记“要工作”。如果你家里人失业，又赶上市委书记主动问你“有没有困难”时，你还硬说没有，只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根本不想工作，二是你太熟悉这个社会或官场的潜规则，太世故圆滑。

　　有的媒体则劝导周洋：奥运冠军没有必须得到安排亲属工作的权力。这话没错，但奥运冠军的亲属，同样享有宪法赋予的工作权利。问题关键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周洋那样得到市委书记的特殊关怀。解决所辖地区群众的失业问题，是地方官员应尽的义务，不管他们是否是奥运冠军的亲属，地方官员都应该走进他们家里，真诚地问一句“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如果说周洋第一次的“感谢风波”源于中国独有的官僚文化体系的惯性思维，那这次的“工作风波”则源于长期以来“不患寡患不均”的国民心态。新浪微博上一位博友“老丑”总结得很精辟：第一次，领导容不下诚实；第二次，百姓容不得诚实。因为，这个社会，容不下诚实！

　　在今日中国社会，比“自私”更可怕的是严重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很多人不相信公平、正义、规则、市场、民主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美好价值，只相信眼前的实惠和小利，甚至为此不惜伤害任何正义的准则。这往小处说是集体虚无主义，往大处说则是整个民族的信仰缺失。

　　我们缺少的不是小道消息，而是遇到事情后，能按正确的逻辑去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籍以获得此能力所必备的常识。当每个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时，我们才有一个智者的社会。陈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