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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前孟子就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央党校专家指出“橄榄型”分配格局，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本刊记者/王全宝 文/刘长欣

　　4月5日，在居住了近四年的房子里，李哲打点行李，决定放弃四年的北京生活，回家乡江西南昌发展。近一年的时间，李哲一直游走于北京的各个楼盘，但最终未买。不是没有相中的楼房，而是房价高企让他望而却步。

　　2006年大学毕业后，李哲进入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四年下来，李哲的感受是，现实越来越令人无奈。“房价在猛涨，而工资一直在原地徘徊，尽管是所谓的‘白领’，但对未来在北京买房没有太多期待，二三线城市也许更适合我。”

　　对于目前有些“白领”转向二三线城市找工作，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房价太高，而更为严重的是高房价将使有些人退出“中产阶层”，这将影响中国构建“橄榄型”社会。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此文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产”现状堪忧

　　按照社会学理论：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稳定、健康的社会结构模型。4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所谓“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是中央高层首次系统阐述。但温家宝在文章中采用“中等收入者”的说法，而不是“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首次正式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2003年年初，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委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设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的重点课题，陈新年是该课题组负责人，“当初我们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其实内涵上(中等收入者)跟‘中产阶层’还是比较接近的。”

　　2005年6月，这份名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的研究报告提交给国家发改委规划司。

　　课题初衷是为了配合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这份报告认为，“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主要途径。“不断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中来”是报告中最大的亮点。

　　据陈新年回忆，在2003年承接课题时，有关中等收入者概念的界定就存在很多争议。按照当时国家统计局对现有社会结构进行的五等分法，无法确定中等收入者比例到底有多大。

　　经过分析比较，课题组根据个人以及家庭年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

　　对于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后表示，按照现在状况，个人年收入达到6万〜10万元，才算是中等收入者。

　　苏海南认为，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很小，中等收入者群体没有形成他(她)们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价值体系。

　　对此，吴忠民也认为，在比较成熟的现代社会当中，中等收入者应该占80%左右。他认为，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心态是“现实的不踏实，未来的不确定”。

　　“扩中”难题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强调，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今年两会结束后，有媒体报道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被国务院退回修改的消息。

　　“指导意见”起草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但至今也未能与公众见面。

　　按照国家发改委早在2006年就已经确定的“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据曾参与讨论的专家表示，“提低”较为容易，而扩中、调高的改革，因涉及到财政、税收等诸多部门，利益很难平衡。

　　上述专家表示，在税收起征点上一直存在争议，当前工薪阶层70%月工薪收入尚未达到现行的2000元起征点，如果不较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很多低收入群体很难成为中等收入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曾指出，政策很难在“扩中”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是因为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整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同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也认为，“扩中”的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一二十年的时间，政府很难从行政上直接介入。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是针对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更有学者指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仍是“金字塔型”。

　　那么，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换，有哪些影响因素呢？苏海南认为，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是主要因素。

　　陈新年也认为，影响因素从层次上来分，一个是初次分配，另一个是再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有很多问题没有理顺，导致低收入者很难进入中产阶层。比方说一些垄断行业进入门槛不是均等的。

　　陈新年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制度层面，国有经济领域里看电表的人年薪可达二十万；在非国有经济领域里面，包括外资、港澳台的企业，是利润型企业，工资压得非常低，限制了这些人成为中产阶层。

　　吴忠民担忧的是，现在不是“扩中”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中”。由于房价的提高，部分中等收入者可能要从中产阶层当中退出来。反过来，由于房价很高，进入中产阶层的门槛也提高。未来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影响中产阶层：房价、通货膨胀、失业等。

　　“橄榄型”社会

　　去年，重庆社科院多位专家联手完成了2008年度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课题组专家认为，重庆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呈倒“丁字型”，显示处于较低社会位置的群体较大。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们行业的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剧上升。

　　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的不稳定性、腐败现象都在迅速增加。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分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意义重大，攸关社会公平与稳定。

　　在政策思路上，陈新年建议，打破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发展公共教育；发展民营经济，让民企与国企、外企平等竞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打破垄断，放开行业准入；大力发展各种中介组织，鼓励职业人员规范化发展。

　　苏海南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基本收入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消费结构要完善。有很多制约性因素，包括教育、养老、医疗等等，这些都压抑着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

　　竹立家进一步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最根本的是要从技术性改革向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让权力逐渐淡出社会分配机制，否则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非但不能带来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相反，可能因为它的分化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