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门”事件又有了新的案例。64岁农妇不满征地补偿,被新郑市辛店镇副书记骂为“母老虎”,老太太回骂一句“你们全家才是母老虎”,结果被拘留。

　　“老虎门”与“茶杯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肇始于口舌之争,结果于乡民被拘,基层政府的政治生态以及乡民权利困境在典型环境中得到了典型体现。有论者将问题归罪于基层警力的“家丁化”,有一定道理,但不细细思忖一下“家丁化”警力所根植的土壤,问题仍然没有全部廓清。

　　两件事的当事人都是乡镇一级领导,而乡镇政府为中国最低一级政权组织。更进一步说,这一级处于行政工作末梢,在数量化、指标化的政府工作任务委派方式下,任务层层下达,具体执行往往就靠这末梢一级完成。因此,这一级是压力最大的。

　　这一级不仅是压力最大的,同时又是法治土壤最稀薄的。在科层制的行政结构下,政府工作可以按照法律法规的授权、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当这种结构延伸于乡镇这一末梢,科层制的效用明显减弱。因为,在乡镇及以下,乡俗、民情等传统因素以及熟人社会的种种人情关系,其作用力超出了法制,而乡镇一级的领导要考虑完成具体政府工作的执行任务,往往不会按照法律法规的条陈按部就班地来,个人魄力成为主导。一旦过于追求个人魄力,就难免出现各类“XX门”事件。简单来说,当权力在法理意义上的规范逐级减弱,而工作压力又逐级加大,乡镇领导往往会以个人魄力追求谋事效率,行政规范、乡民权利就都难有保障了。

　　在传统中国,即便是到了县一级,县官到任的第一件事,也是处理好政府与地方乡绅之间的关系。地方乡绅代表了地方自治因素,存活于地方习俗、人情关系之中,是县官们需要“攀附”的一支力量。事实上,基层权力的工作效力,直接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接上了“地气”,尤其是在基层官员仍然是上级委派的情况下。这种接 “地气”的方式,体现在当今,则是乡镇以下的基层民主;乡镇以上决策、下达任务多于具体执行,科层结构之效力可以充分体现。而乡镇一级则成为一个“城乡结合部”,很多不规范因素多在此滋生。

　　“老虎门”与“茶杯门”,正是基层政府的政治生态以及乡民权利困境在典型环境中得到了典型体现。就以警力“家丁化”来说,正是由于现代政府运作规范到了这一级往往缺失,正是由于基层民主没有延伸到这一级,也正是由于政府工作具体执行任务往往压在了这一级,乡镇主政者于是往往借助财政、人事等可自主支配的资源,而将各基层职能部门高度整合在一起,在个人魄力的主导下“一个拳头对外”,不按常理出牌,不仅能将警力“家丁化”,甚至连公检法都能被其“家丁化”了。 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