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的研究报告

　　奥北人等待着阿苏卫项目开环评听证会的那一天，他们决定，好好准备一份材料。

　　“至少让我们达到能与支持建焚烧厂的专家对峙的水平。”佰扶勤说。

　　佰扶勤和“谭嗣同”(网名)开始了奥北志愿者报告的撰写工作，这两位投资业人士可以调整自己的上班时间，行动稍微自由些；其他的居民则全力协助他们搜集资料，提出修改建议和采访专家。他们必须弄清楚焚烧发电厂支持者的每一个观点，并逐条反驳。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此事的一位社区居民就是代理销售垃圾焚化炉的，这让大家对技术细节有更多的了解。

　　这份志愿者调研报告最终定名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从1.0版本开始不断添加新内容，到4.1版本，已经有了39000多字，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这份报告被他们转发给一切可能起作用的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两会的代表委员。

　　报告指出混合垃圾焚烧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提出一套垃圾处理方案：借鉴“MBT(机械生物垃圾处理技术)＋RDF(垃圾衍生燃料)”模式；先用机械方式把垃圾进行分类，把能回收使用的部分资源分离出来。其中高热值的部分再加工成RDF，借鉴美国纽约采用铁路运输垃圾的经验，将垃圾衍生燃料作为现有的能源设施燃料加以消化；将处理后的垃圾有机质肥料运送到北京周边地带用于改造沙漠。

　　“北京周边已经有了沙漠，而阿苏卫以北几公里就有一条不常用的铁路线，如果在那里构筑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分离出来的肥料完全可以运到北京的沙化土地，或者干脆运到内蒙古去改善沙漠，种植薪碳林。”佰扶勤说。

　　这一处理方案被一些主张垃圾焚烧的专家批评为“乌托邦”， 佰扶勤认为这个“垃圾乌托邦”在技术上毫无难度，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协调垃圾处理、铁路公路运输、电力、规划等部门，就不是市管委能处理得了的，至于利用外省的沙漠进行堆肥的设想，更需要由国家统一协调。

　　不“辩”不成交

　　去年12月，黄小山被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请，参加了关于垃圾处理的辩论节目录制(该节目至今未被播出)。在录制现场，他认识了北京市市管委的高级工程师、固体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王维平是被栏目组当作一个“主烧派”专家请来的。

　　那天，大家在演播厅里争得天昏地暗，广东的居民拿出李坑焚烧发电厂的数据质问“主烧派”，主持人不得不多次请观众和嘉宾平静下来。王维平那天抱病参加，他向激动的市民们强调，“我不是主烧派，我始终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垃圾焚烧确实是一种处理方式，但不是唯一的。”王维平表达完这个意思，黄小山认为王维平和自己有共识，他在录制休息时间找到了王维平，双方交换了联络方式。

　　辩论结束后，王维平决定去奥北社区见见奥北居民。市管委官员担心王维平的安全——清华大学垃圾处理专家聂永丰教授曾经去海淀区六里屯焚烧发电厂附近和居民对话，遭到了居民的殴打。

　　“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已经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王维平还是去了。

　　奥北的居民曾经说他是“王焚烧”“王自焚”，王维平准备做些事情，洗去这些侮辱性的标签。

　　在纳帕溪谷的温泉游泳池里，王维平和黄小山一起游泳聊天，坦诚相见。

　　“你进过垃圾焚烧厂么？”王维平问。

　　“没进过。”黄小山说。

　　“没见过你就反对垃圾焚烧厂？”王维平说，“找个机会让你好好看看。”

　　王维平从奥北回来很快给政府提交了建议，“奥北的居民是讲道理的人，老百姓说垃圾填埋场臭，确实是臭，政府要实事求是讲道理，如果连填埋场都管理不好，居民们肯定都会反对垃圾焚烧。”

　　这个建议提出后，市管委责令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改，“2000米外不许闻见臭味。”臭味开始有所减少。王维平和奥北人之间的信任增加了。

　　“往深里说这是民主政治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民主就应该具有协商性，现在的市民和政府没有一个协商机制。”王维平说。

　　王维平担起中间人的角色，先后五六次去阿苏卫与奥北的居民们沟通，黄小山和其他居民代表也回访王维平和市管委各部门，奥北的“志愿者团队”利用这个契机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和一份垃圾处理方案，并联系了几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请他们和官员交流比垃圾焚烧更好的方案。

　　在王维平的努力下，市管委决定进行一次对日本垃圾处理机构的考察，王维平更建议邀请黄小山一起去，市管委批准了。接到王维平电话时黄小山正在埃及度假。

　　“那天我乐得像个孩子，”黄小山说，“老百姓多容易满足啊，哪怕是小小一点积极表示，都会让我们感动很久。”黄小山把好消息告诉了邻居们，“大家提前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