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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苏卫的“垃圾参政者”

　　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的居民发现，聚众抵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把自己变成参政者，和政府互动也许是更好的主意

　　本刊记者/汤涌

　　3月3日，“驴屎蛋儿”(网名)从日本和澳门考察回来了。

　　“驴屎蛋儿”本名黄小山，是一位律师，作为唯一市民代表被北京市政府邀请赴日考察垃圾处理技术。

　　考察团于2月22日从北京出发，成员共七人，除黄小山外，还有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管委”)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整个考察历时10天。

　　“民意代表”，媒体这样称呼黄小山，政府官员则更愿意称其为“市民代表”。无论哪种称呼，都让这位律师感到压力巨大，中国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在2008年和2009年引发了30多个城市的群体性事件，从而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此次赴日考察，被一些人视为打破中国垃圾处理僵局之旅。黄小山没有这样乐观，就在几个月前，他因为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上街“阻碍了公共秩序”而被拘留。

　　走出拘留所之后，黄小山和他所在的奥北社区居民选择了一条对抗之外的道路——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雨天“散步”

　　2009年9月4日上午，黄小山和他的邻居们把50多辆车从北六环开到了东三环农业展览馆。100多名奥北居民穿着蓝色文化衫，上写：“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

　　“阿苏卫”来自蒙语“阿速”，意为“守卫”，过去为驻兵所在。现在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即将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奥北社区距这座垃圾焚烧厂的直线距离在3公里以内。居民认为垃圾焚烧会带来二恶英等严重污染，坚决反对。

　　那天北京阵雨，他们打伞站在“2009环境卫生博览会”的入口前，沉默地举着手中的纸——“坚决要求政府立即执行垃圾分类措施”。博览会的展厅里，有一座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模型。

　　五分钟内，警车一辆一辆赶到，黄小山看见有人小腿在不住地抖，“大家都很害怕”。

　　共有七人被拘留，带头的黄小山被第一个带走。

　　进到“号子”里，黄小山哆哆嗦嗦，头发打着绺，鞋袜湿透。看望他的朋友把现买的线袜子和懒汉鞋从铁门上的小窗里扔进去。“没想到一个律师会有这样的经历。”黄小山苦笑着。

　　势单力孤的“富人们”

　　9月4日“散步”之后，奥北人的士气空前低落。政府也同样感受到压力，60周年国庆在即，市管委专门派了四位处长赶到奥北地区“做工作”。

　　“这种征求意见的工作应该在决定项目之前就做。”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说，“到出了群体性事件之后再做，双方都会不信任。”

　　之前市政府没有广泛征求过当地居民意见，交流是在上下级之间进行的。北京市政府问昌平区政府，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行不行，昌平区政府提的条件是，可以，但是要拆迁周围2000米内的四个村庄。

　　奥北居民和四位处长的谈话并不愉快，他们不信任处长们的保证，决定继续向政府施压。

　　他们认为上次“散步”效果不彰是自己人数太少，于是组织万人签名活动，游说周边楼盘居民加入——在东南方向的下风处，有北京的大型居住区天通苑。再远一点儿，还有另一个大型居住区回龙观。

　　遗憾的是天通苑居民大多对此事不热心。天通苑距阿苏卫有十几站公交路程，他们闻不到阿苏卫已有的填埋气味，对反对焚烧兴趣不大。

　　“终于轮到有钱人倒霉了。”奥北人在天通苑论坛上发帖时，甚至收到幸灾乐祸的回复。

　　阿苏卫附近的奥北地区包括保利垄上、橘郡、汤HOUSE、纳帕溪谷等十几个高档社区，多数房产市值超过千万，在天通苑居民眼中，奥北人是不折不扣的有钱人。

　　附近的太阳城老年公寓也曾经是坚决的反建力量，在2009年7月，这一公寓的500名老人曾联名反对昌平区穿过小区修路的计划。在很多维权活动中，老年人往往是中坚力量——他们不怕威胁、有大量时间。

　　“太阳城的业主们多数是离退休的老人，”奥北居民“佰扶勤”(网名)说，“政府努力做他们的工作，说一些北京垃圾处理的大局，保证安全，很快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相信政府了’。”

　　“我们也相信政府，但是我们不认为选定的垃圾处理方法是最好的方案。”佰扶勤这样回答那些老人。

　　另一支可以团结的力量则是官牛坊等村的村民，这些村民多以种菜、养牛、开摩的为生。“我们在等拆迁，或者多得一些‘臭味费’。”村民们有自己的计划。

　　奥北人第一次觉得自己势单力孤，低密度的别墅本来业主数量就少，有的业主则长年不在北京。“我们最多能聚集上百人，像江苏平望垃圾焚烧厂那样，以大规模散步抗议来叫停这个项目，是根本不可能的。”佰扶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