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转基因主粮”成为仅次于房价的争论焦点——针对去年年底国家农业部首次颁发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4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提案，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科学手段去评估其风险，应暂缓转基因水稻商品化”。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多位代表委员，被媒体追问对于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种植的意见。

　　尽管农业部和一些专家公开表示不存在风险，但许多人并未打消疑虑，3月11日又有几十位以高校教师和研究院所人员为主的人士联名呼吁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一方面是转基因研究者的保证，另一方面是非专业人士的怀疑，决断的天平应向谁倾斜？

　　——争论焦点——

　　转基因仅仅是学术问题吗？

　　既然农业部和一些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已经多次打保票，反对者依然不肯放弃其立场，他们是否因为“不懂科学”而过虑了呢？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北京大学科学与技术哲学专业硕士下上说。

　　下上的研究方向为转基因相关争议问题。“有坚定支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科学家，也有质疑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学家。这本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正常的现象，也是科学创新发展的必要基础。”下上认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往往引起激烈矛盾，是因为它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消费者的信任或恐慌。

　　“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些许怀疑，会导致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强烈抵制和生物技术公司巨大的经济损失，遭受到支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科学家的猛烈抨击。在英国的转基因土豆事件和墨西哥的玉米污染事件中，这种矛盾显露无遗。”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样的复杂问题上，中国科学家的意见也是不同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刘华杰也认为，“这事在科学界并没有定论。”那么，在这类并非纯学术的激烈争论中，中国公众处于何种角色？

　　科学家说了算，还是公众说了算？

　　“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不是几个、几百个、几千个科学家说了算，而是全体老百姓说了算。”刘华杰认为，“公众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在此基础上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选择。专家、媒体并不能代替公众作出选择。”

　　“在科技风险的应对中，多样的声音更有助于问题的公正解决。”下上说：“公众作为纳税人，是科学研究经费的来源；公众作为受众，又是科技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向公众全面地传播各种科学结论。我们应当营造正常的、多元的讨论氛围，给公众参与科技事务创造条件。”

　　刘华杰认为，最终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是民众的个体心理感受问题。“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反转基因是否神经过敏？

　　在有关部门已经检验合格的前提下，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呢？一些人不这么认为。

　　下上介绍说，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短期的、直接的影响较小，但是长期的、间接的、累积的影响还难以确定。危害可能表现在：一是毒素问题，外来基因可能会带来新的毒素，引起急性的或慢性的中毒。二是过敏性问题，外来基因产生新的蛋白质可能会引起人类的过敏反应。三是抗药性问题，作为转基因食品的标记基因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能被转入人体消化系统的细菌体内，使其对抗生素药物的治疗产生抗性。

　　另外，转基因生物在环境中释放后的潜在风险及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错综复杂，有对生物环境造成危害的可能。不能排除发生这样的情形：通过基因漂移形成抗性杂草或超级杂草，具有很强的抗药性；目标害虫产生抗性，并进化增强；非目标生物可能因为误食转基因植物或遭“基因污染”的新种植物而受害；导致物种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如墨西哥玉米污染事件；转基因生物通过竞争、环境胁迫使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或者丧失。

　　2006年8月4日，《科学时报》曾发表中美科学家的联合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欠佳——虽然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它害虫肆虐。

　　报道称，据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转基因棉花在种植第3年时经济效益最好，但从第4年开始情况发生逆转，使用杀虫剂数量上升，投入成本竟然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收入却低了8%。到第7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经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第二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