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工人”以一个群体形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时，31岁的肖红霞在太平洋另一头的深圳市依然过着平凡而忙碌的务工生活。她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四名女工合影照片中的左起第一人。

　　肖红霞和她的工友是中国这个庞大“世界工厂”的“螺丝钉”。在中国，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尚未获得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身份，因而被称为农民工。金融海啸来袭时，中国制造的平价商品依然是西方家庭的生活必需。中国成功“保八”及其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的积极影响，令中国农民工形象在国际视野中更加亮眼。

　　但是，这个超过2亿人的群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随着农民工的第二代在城市边缘长大成人，农民工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问题，它延伸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众多神经末梢，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疑难杂症的复合体。当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一代人进入务工年龄，中国不得不直面“农民工2.0时代”的到来。

　　此次中国两会期间，“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热议。来自上海的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说：“农民工子女教育事关长远，这几乎成为最操心的事。”远在深圳的肖红霞，两会期间发短信告诉记者：“我7岁的儿子正在深圳上学，教育费用对我们而言很高，但愿他能成才。”

　　“作为家长，一定不希望自己的第二代依然是农民工。在城市出生的二代，他们对土地没有依恋，有的从未到过乡村，而身为父母的我们又太过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二代人疏于交流，且缺乏学校教育，对‘新生代’而言，未来将酿成社会问题。”朱雪芹不无担忧。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广州大学教授谢建社也有着相同的忧虑。他说：“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对城镇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他们迫切想融入城镇，但又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退回农村，却当不了合格的农民。”

　　谢建社和他的团队在中国广东、江西的监狱、看守所调查时发现，监狱新犯人中除无业人员外，以农民工的比例最高，而在农民工罪犯中，八成以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他认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尚不能顺畅地融入城市，而为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过去两年间，身为人大代表的朱雪芹不定期地走访上海当地的少教所，辅导“迷途”的孩子。“第一次走进‘大墙’内，我震惊了，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失足’青少年就是农民工二代，他们脆弱而敏感，觉得受到歧视，对城市和城市人容易产生敌意。”

　　“重要的是，整个农民工群体依然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划分第一代和“新生代”，更重要的是中国整个城乡劳动力供求关系已发生改变。

　　他说，作为一个整体，农民工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中的地位已经上升。一方面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回到农村的农民工大部分已无法再务农；另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就自然出现了“用工荒”。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蔡昉认为，现阶段最迫切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帮助农民工获得市民身份。在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相当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事实上，农民工群体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政府提供引导、培训等，都是公共政策的应有之义。”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说。两会期间，他提出培养农民工的市民意识还需仰赖城市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

　　严诚忠认为，农民工与城市白领同样渴望各种教育资源，他们也需要职业生涯规划、劳动心理学辅导、普法教育等。

　　“其实，我们对法律心存渴望。”朱雪芹说，当选人大代表之后，发现法律知识原来可以帮助这么多不同年龄的农民工维权。

　　种种迹象表明，在“农民工2.0时代”来临时，中国的社会治理依然面临重重考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资深专家周俊南曾撰文指出，半个多世纪来巴西的发展道路曾留下一些教训，对于中国或有启示。他提醒，及时调整和完善教育结构、尽早在社会再分配领域向弱势群体倾斜等，都将有助于处理好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蔡昉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农民工问题“升级”现象，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政府如应对得当，则可顺利完成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朱雪芹期待，再过20年，农民工这个名词，从中国人的话语中逐步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型产业工人的群像。(记者　许晓青　李建敏　肖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