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前夕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反腐败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带着人民的重托，反腐倡廉始终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点话题，今年也不例外，只是出席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更侧重于反腐防腐的制度性建设，更关注对“裸官”的制度监管。

　　要制度反腐更要制度防腐

　　针对腐败案件频出的现象，今年全国两会上，怎样反腐败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围绕腐败现象有蔓延的趋势，代表委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而集中的一点，就是必须强化制度反腐，加快建立各项有效的反腐制度，用制度约束行为，让制度成为腐败的一道“防火墙”。

　　我国目前的预防腐败机制，主要突出教育，让人“不想贪”；修订《刑法》，让人“不敢贪”。然而，腐败现象与腐败事件并没有因反腐败的高压态势而得到有效遏制，赴京参加两会的很多代表和委员提议，应从制度方面强化对腐败的预防，在严密的制度面前，让人欲贪无门，想贪也“不能贪”。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5次递交议案，希望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防腐制度，建立防腐的长效机制。

　　种种信息表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将被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不久前，党中央发布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他还指出，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项制度。

　　反腐形势不容乐观

　　就在今年北京两会召开前夕，又爆出了两条引人注目的反腐新闻:原青海省公安厅厅长何再贵因在工程建设领域受贿，被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网上惊爆烟草专卖局局长香艳日记。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提供的数据更是清楚地表明，反腐形势不容乐观：

　　去年1月至11月，在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嫌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中，涉及县处级以上官员2257人，其中含地厅级以上官员196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1.5亿元。仅去年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就直接立案查办了7起省部级官员案件。

　　据有关部门透露，近30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人均卷走约1亿元人民币。

　　警惕“裸官”腐败逃往海外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如何对“裸官”进行有效监管，已成为防腐制度建设的一个突出任务。

　　所谓“裸官”，是指那些妻子儿女已移居国(境)外，只身留在国内的官员。外逃贪官中有相当一批是“裸官”，他们的腐败路径是：贪污受贿聚敛财产——配偶子女海外安家——继续为官转移资产——风吹草动择机出逃——滞留不归逍遥法外。在外逃贪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企的“一把手”和政府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夕逃往美国；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美国；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都是“裸官”外逃的典型事件。台盟中央在提案中指出，目前有些官员将公费出国考察作为外逃途径，因此必须加以严管。身份高、卷走黑金多的外逃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身份较低的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中美洲一些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也被一些贪官看成是庇护所。

　　官员在国外的配偶和子女财产要公开

　　贪官之所以能腐败敛财后卷款外逃，主要是因为监管部门对其家庭财产情况不明，对其家庭成员情况不清。在讨论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维德集团董事长庄启程发言表示，不仅官员个人的财产要对政府部门公开，并且要对纳税人、普通民众公开，其配偶和国外子女的资产也要申报公开。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民持相同观点。他说，中共中央正在加大力气推动官员财产申报。今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就强调，要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还加强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他建议国家将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从党纪上升为国家制度，纳入法制化管理范围，让官员的家庭及财产的情况进入民众监督视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藏不着、躲不了，防腐防逃自然就显功效。台盟中央建议，应当建立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的报告和备案制度。此外，要尽快建立健全以财产申报为主要内容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该制度不仅包括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或收入情况，也应当包括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及家庭成员是否身在境外、是否在境外有存款或购置财产等方面内容。

　　外逃官员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我国对外逃贪官员的全球追逃、劝返工作没有停止过。据透露，从1993年至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已有相当一批外逃贪官被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渡回国。但不可否认，全球追逃一直面临着“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的问题。2005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由于加强了国际协作，局面有了改观。2008年，中国与法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的引渡条约相继生效，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此外,我国还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对打击贪官外逃方面的配合相当紧密。

　　前不久，中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无疑将贪官外逃的“出口”收得更紧，官员出国的审查手续更为严格，官员出国以后的活动也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贪官出逃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本报北京3月10日专电)

　　学者点评

　　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研究员肖瑛教授：

　　调查显示，公权力腐败是当前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

　　民众之所以严重关注公权力腐败问题，是因为腐败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公德培育的最大毒瘤，从根本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

　　毋庸置疑，党和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制定了很多的反腐法纪，揪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但腐败现象还没有根本扭转。调查显示，民众对于已有的反腐成果和反腐措施不尽满意，期望加强防腐反腐的制度建设。

　　公权力腐败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虽然各个国家腐败的程度和形态不太一致，但其根本症结是共同的，即公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凡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在防腐反腐方面的制度设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约束公权力。因此，只要我们下定决心防腐反腐，积极借鉴各国各地区在防腐反腐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就一定能够达到遏制公权力腐败频发和日益严重的目的。比如，允许公民对公权力部门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建立公职人员私人财产申报和全社会公示制度；实行银行账户实名制和现金管理制度，防止权钱交易。(徐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