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大不大？

　　●观点A

　　北京国际饭店，经济界别。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拿起话筒发言，语调和缓平稳。“我干了一辈子电力，对于目前电力行业的现状很痛心。”让陆启洲感到痛心的是目前社会对电力行业高收入的误会，对电力行业央企的“妖魔化”。

　　“我春节前去河南一家企业送温暖，结果发现工人只有800元。生活很困难，而且他们是都是有技术的电力工人，技术含量要高于一般的采掘行业。”陆启洲越说越激动：“有人说我们一个抄电表的收入就年薪十几万元，纯粹胡说嘛，我们电力行业哪里来的电表工。”

　　他强烈要求实行煤电联动的机制，煤的价格不断提高，电价不让涨，几百亿元的投入得到的利润微不足道。我们的职工收入怎么可能天价呢？纯粹是在妖魔化我们。”陆启洲的脸已经涨得通红。

　　●观点B

　　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手拿话筒，被一群记者包围。研究分配理论多年的他认为现在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而且不合理。

　　他表示，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一些司机、清洁工的收入都在8000元左右。你们在场的有几个比过人家？”

　　听到工资收入这样的敏感词，马上围拢过来更多的记者。蔡继明接着说道,由于垄断造成的行业收入差距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符合效率公平原则。

　　【记者观察】

　　当袁隆平成为“富翁”的消息传来时，没有人不满。人们痛恨的不是收入存在差距，而是由于不公平存在的收入差距。

　　目前对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领域没有完全做到按劳分配，也就是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不高。人们要依靠一些隐性社会规则乃至权力寻租，进入一些行业方可获得高收入。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市场经济改革会回答一些疑惑。

　　高校改革要不要去行政化？

　　●观点A

　　“我们需要一张宁静的书桌。”3月10日下午，政协教育界分组讨论现场，一个响亮的声音令在场委员为之一振，媒体记者不约而同地调准手中照相机、摄像机，聚焦角度。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直言不讳：“高校去行政化是关系我国教育改革顺利推进的最关键问题。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搞学术的人不占主导地位，学术机构就会萎缩，就会丧失活力。青年教师追名逐利，教授学者讲求级别，没人潜心做学问，浮躁之风弥漫校园，那还谈什么学术，还有什么大师？！”

　　会议室内分外安静，杨春时激动地紧握右拳，声音还在不断升高。

　　“高校行政化的背后是管理体制上官本位思想在作怪，一顶‘官帽’可能就滋生教育腐败。高校和其他单位不一样，在学术园地里就应该按照学术规律办事。” 在政协教育界另一小组讨论现场，全国政协委员、北大教授王晓秋的发言正与杨春时巧妙呼应。

　　●观点B

　　同样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给了舆论一个这样的回答：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大势所趋。但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从而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也认为，去行政化必须界定好标准，得搞清楚什么叫“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千万不能当成“无行政化”。

　　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认为，去行政化绝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个人觉得，去行政化实现不了。”李和平表示，去行政化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改变，一朝一夕焉能实现？

　　【记者观察】

　　去行政化就必须淡化官本位思想，让那些把“一顶帽子”视若个人得失荣辱的“官老爷们”，拿出精力重建学术研讨良好制度和环境，让谋职逐利、为某一级别而竭力求索的教师、学者刹车回头，重新回到“宁静的书桌”、神圣的讲台。

　　正是基于这一点，大多数代表委员对高校去行政化都表现出“非实施不可之势”，一时间高校行政化彷佛成了过街老鼠。可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不能简单对待”、“要科学分析”、“理性处理”、不能因为去行政化的简单实施而“弱化了高校的作用和地位”等呼吁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进行这方面的改革，相关配套措施理应得到考虑。应该给高校更多自主权，使高校能够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办学，遵循学术规律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