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中央在本次大会上递交提案，建议一方面应当建立可行的劳资集体谈判机制，使劳动者能分享企业效益。该话题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烈讨论。包括全总副主席在内的很多代表委员赞同这种做法，而部分来自企业的代表坚持企业和职工直接谈的模式。

　　 针对在企业中建立劳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委员建议，张鸣起表示赞同，他说，在一次分配中，特别是企业这一块，劳动者工资偏低、分配不合理，是个事实，“集体协商机制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状：国企集体协商质量不高

　　张鸣起介绍，解放初期，民营企业中实行的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这个制度逐渐名存实亡。直到改革开放，我国又把这个制度捡了起来，政府在用人和分配上给了企业自主权，并通过规定最低工资设置指导线，由企业劳动者代表和雇主来协商。

　　张鸣起说，由于国资控制工资总额，国有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质量不高，而在大量中小企业中，多数采用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但也有公司只给最低工资标准。

　　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在有工资协商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好一些，比没有集体协商企业员工高10%至15%。

　　原因：劳资尚缺乏集体协商习惯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有权协商工资。张鸣起认为，法律用了“可以”，就意味着可以协商也可以不协商。这和“应当”比起来有差别，应当协商但不去协商，将面临处罚。据此，张鸣起认为“法律上就存在先天不足”。

　　而从工资协商的各方来看，张鸣起认为，国有企业习惯于工资由企业说了算，职工掺和什么，他习惯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业主觉得协商就意味着涨工资，会影响企业利润；地方政府担心制订协商机制会影响招商引资；这样看来，所涉各方积极性都很小。

　　张鸣起说，目前集体协商搞得不错的地方中，江苏昆山是由于劳动者停工被迫协商，而深圳是由政府下文件、人大通过规定，才推动工资协商。

　　张鸣起认为，基层劳动者不敢协商，也是制约集体协商设立的原因。

　　解决：先培训集体协商指导员

　　未来如何推进企业中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制？张鸣起认为，全国总工会目前开设了很多培训班，培训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这些指导员懂得计算工资涨幅的方法，和集体协商的办法及依据。

　　对于谈判比较困难的小企业，张鸣起提出，可以建立行业或区域集体协商。他说，从去年情况看，企业虽然受到金融危机所累，但集体合同的签订数还是上升了10%，工资单上的体现也增加了近10%。

　　“即便有抱怨，也是个商量的结果。”张鸣起说，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一种制度，不管是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应该谈，结果是工资数额可升可降，但能解决很多社会矛盾，增加购买力。

　　委员观点

　　针对在国企中建立工资集体谈判机制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东进说：“现在有推广想法，但能不能推开还不好说。”

　　王东进说，国有企业是公有制，其工资由国家确定，工资构成和集体经济也不同。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全民的，它肯定是主人，工资就由国家确定，不用谈了，“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

　　王东进说，近年来，部分国有企业的收益较以前增长了十几倍，但职工的工资增长却很慢，到底谁来代表职工的利益？

　　“以前是国有企业领导代表，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王东进透露，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职工的工资差距太大，以前是6.5倍，现在已快扩大到17倍。职工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比例太低，甚至低过了我国周边很多发展中国家。

　　因此，王东进认为，国有企业中也要依靠职代会、工会来代表职工，协商确定工资，“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做法，有利于双方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