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情况并非数字上看来那么乐观。与国际妇女参政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进步非常有限。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说:“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极难够得到。我希望,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能关注这件事关妇女发展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广东某市检察院的一位女性副院长也说:“我多年工作兢兢业业,年年评优秀,事事敢闯敢为,领导在人前人后也颇为赏识我,但每到竞岗,我总是不在提拔名单之列。”她的同事悄悄地说:“与她同级的都提上去了,可领导即便外调也不愿提拔她,就因为她是女性。”

　　我国女性参政结构上,“三多三少”问题依然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省委书记和省长仅仅出现过四个。目前,孙春兰是唯一在任的女省委书记。而自青海省省长宋秀岩辞职后,中国女省长出现空缺。在广东省政府网站所公布的57个部门中,仅有3个女性担任正职领导。

　　另外,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虽然已经由第一届的12%上升到第十一届的21.3%,跟联合国要求的妇女在议会30%的比例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国际上的排名由1994年的第12位下降至2009年的52位。在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的比例更加低,本届女委员比例为17.6%。

　　女性官员

　　跨过社会和家庭的坎不容易

　　“我感到最遗憾的,还是在儿子小的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他整个小学期间我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后来,我发现,自己一和他说话,他就很不耐烦。”

　　一位女厅级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述说了她从政及处理家庭关系的体会。尽管已经位高权重,但这位母亲说最大的亏欠还是儿子。

　　“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人事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步入政坛多年,这位女厅官坦言也遇到“玻璃天花板”。因此,她认为,在与男干部一样的工作出发点之外,女干部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觉得女性能够上领导岗位非常不容易,自己是很幸运的,因此要珍惜机会,搞好工作,回报组织,并且维护女干部的总体形象。

　　人们普遍认为,女干部追求完美、感情细腻、心思慎密,工作起来任劳任怨。但不少人有些谨小慎微,抓的东西过于琐碎,指挥工作也会稍微罗嗦一些。她也不否认这种说法:“所以,我在工作时特别注意要抓大放小,淡化性别特征。”广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桂芝是单位中“稀有的”正职领导,谈到自己的“秘诀”,她认为细腻是女性大多天生具有的,在管理工作中就要展现有魄力的一面,将细腻与干练、豁达相结合。

　　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矛盾困扰着许多女性官员。“我从许多同事那里了解到,这些的确是个问题。比如我和我的儿子,小孩上中学后,我意识到我再不弥补‘母子危机’,对孩子成长会有永久的伤害。于是,当我从外地调到广州工作时,就将读初中儿子带来。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即使我出差也要每天通电话,四年后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觉得最幸福的是,当他晚上做作业时,会忽然叫一声‘妈妈’,笑一笑又继续学习。”

　　此外,关于女人最敏感的年龄问题,这位女厅官坦言,在三十多岁时,她常处在焦虑中。一方面,当时担任县领导,面临完成经济指标、担心出现突发事件的压力,令她连晚上也睡不安稳；另一方面,作为步入中年的女性,她也时时想到自己要老了,看到二十多岁的人就心慌。后来,随着工作经验增多,自信心增强,已经跨入四十岁的她渐渐从容起来,懂得享受工作和家庭的乐趣。她开心地说:“从容,这的确是女干部所需的。这会令你的下级也轻松些。”

　　女干部最尴尬、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位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女处长说,都是与男女关系有关的。当男同事讲黄段子开荤玩笑时,女干部不能太认真地去阻止,否则会令大家扫兴,只能不答腔算了。如果与男性的上级或者下级多接触一些,就怕会被人风言风语地议论。“这一点对女干部的声誉和心理,都最具杀伤力。”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干部往往会被外界要求较为苛刻,“方法就是保持检点和稳重,尽量少到娱乐场所去”。女厅官笑着说:“这也是照顾老公的想法,有利后院安定。”

　　妇女学者

　　公选不能变成选“公”干部

　　女性领导结构中,越到高层人数越少,越是高层越呈现“单棵独株”。其原因,一是女性成才的整体后备力量素质薄弱；二是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对于这种女性发展“玻璃天花板”问题原因,一些妇女问题的研究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葛彬教授认为:原因有文化因素和机制因素。

　　她说,人有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之分,社会传统文化对男女角色进行了定义,譬如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很多人认为女性不需要奋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都是文化因素对女性的歧视。另外,在目前的人才选拔机制上,没有做到对女性的绝对公平。很多选拔面试中,面试官员往往会倾向于给男性竞争者多一点分。

　　华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王宏维教授对此也有同感。她表示,现在许多地方进行公选干部工作时,对女性或多或少有偏见,选出来的干部中女性比例较低。“公选干部不能变成选‘公’干部,要出台政策提高女性从政比例,来保障妇女权益。”她说。

　　葛彬建议,政府有责任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和提升自身素质的通道,制定公平的政策,改进用人选拔机制,加强对女性的文化教育,真正实现男女性别平等。社会特别是对单位“一把手”普及社会性别理论,消除对女性的歧视观念,更多地关注能力。另外,全社会也要共同关注生育成本的问题,改变传统全部由女性承担生育成本的观念,让男性也休产假,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

　　在一次调研中,在回答“您是否为一把手”的问题时,70%的女性领导选择“否”。这种缺乏自信心的现象,是阻碍女性自身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惠州工作的李女士(化名)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说明。今年初,李女士因表现突出获得了晋升科长的机会,是部门正职。说起来也不算什么,但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就是因为担心无法兼顾家庭。“有家庭、有孩子的女人,当一把手肯定会力不从心。”李女士一直有这种感受。

　　同时,提高领导水平也是女干部自身的必修课。王宏维说:“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寄语广大妇女,以有为谋有位,以贡献谋福祉。的确,女性只有学得好、干得好才会嫁得好。提高自身素质,端正人生态度,才是女性提高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解放途径。” 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李强曹斯 实习生张少鹏李惠媛

　　-相关

　　陈至立:

　　高层次女性人才

　　发展不尽如人意

　　全国妇联近期启动了高层次女性人才成长的研究工作,旨在推动“玻璃天花板”的拆除。

　　3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在与网友交流时说,女性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女性就业的人口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45%以上,公务员当中女性也占到40%以上。现在本专科的女大学生占大学生的比例达到了49.8%,硕士生已经达到了48%,博士生也达到了34.7%以上。

　　但她也指出,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女科技工作者虽然占总数1/3,但是院士、所长的比例很低,院士当中只有5%的女性。

　　她坦言,女性在事业成就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女性要生育、抚育孩子,在事业生涯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有困难的,不得不停下来至少半年,或者怀孕期间多少受点影响。这不是女性个人的事,是社会人类的延续。女性不仅是为家庭做贡献,也是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因此她呼吁要在政策上给女性一定的支持,她认为这是社会对女性特殊贡献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