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与现有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可视作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民工荒"的一个深层诱因。在刺激国内需求、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应正视和尊重他们的权利诉求，依靠制度完善和创新来满足他们的正当权利，以此激发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潜能，这才是企业和整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可靠路径

　　当前，世界经济尚处在艰难复苏阶段，而中国经济在企稳回升之后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型的考验。在此背景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部分制造企业春节后遇到的用工短缺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用工短缺情况究竟如何、影响怎样，关联到我们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走向的研判。

　　应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有人用"民工荒"来表述用工短缺，这当然难以准确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状况，因为并非所有企业都"招工难"，而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庞大规模以及劳动力流动的时点特征，企业用工压力日后也可能会舒缓。但是，相比以前经常出现的"民工潮"，2009年末至2010年初，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流入量确实在相对下降，制造企业的农民工工资有上调压力，甚至中西部有些劳动力净输出地也出现了局部的用工短缺。这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东部驱动、制造业主导、劳动密集投入模式的调整已越来越近，你不主动，就要被迫转型。

　　另一个值得特别探讨的情况，是用工短缺困局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务工主体的背景下，所以展开讨论必须联系这个新群体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成长，如今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他们与上一代有明显不同。就身处环境而言，上一代农民工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薪酬可被尽量压低的年代，因为没什么选择，不能不忍辱负重；而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当前劳动力"有限过剩"、薪酬理应适时提高的年代，他们有了相对大的选择空间。就行为特征而言，有别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我们不能将当前"拉皮箱进城"的农民工，等同于以前"扛麻袋进城"的农民工。在经济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拿上一代不得不拿的低工资，而希望获得与自己能力、努力相匹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薪酬，这种诉求是他们在消费观念转变、生活成本上升之后的自然反应。在社会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在劳动力耗尽后重返农村，而希望通过努力使个人和家庭融入城市，追求与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准。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挈妇将雏"进城，因此在务工时必须考虑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社会保障。在政治层面，上一代农民工看重打工获取的经济收益，新生代则在获取经济回报之外，希望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国家政策等公共事务中发出"声音"，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前的制度"供给"存在着不对称

　　农民工的行为方式和权利诉求正发生显著变化，那种将他们简单视为"生产成本"的观念已不合时宜。企业和社会必须针对变化作出适应性调整，沿用传统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当权利诉求发生"偏离"，以致他们"用脚投票"，造成局部地区的"民工荒"。由此观察，尽管农民工的处境在持续改善，但由于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特征，当前的制度"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存在着不对称。例如，如果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则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幅度非常有限；农民工始终面对着职业流转和身份流转的不一致，融入城市的壁垒依然较高，其社会保障程度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依然显著；他们的权益维护仍缺乏有效载体，在社区发展和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显得微弱。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与现有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可视作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民工荒"的一个深层诱因。在刺激国内需求、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应正视和尊重他们的权利诉求，依靠制度完善和创新来满足他们的正当权利，以此激发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潜能，这才是企业和整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可靠路径。

　　为此，企业应该合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他们对自我发展的追求。而政府应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与其能力和努力相匹配的收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围绕他们的社会保障、职业训练、就业机会等作出体制完善，帮助符合条件者融入城市--系统化的制度改进和创新，将能更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并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高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