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觉醒
也会“炒”老板维权意识更强
“请问企业给交保险吗?用不用加班啊?”这经常是应聘者问覃智理的第一句话。覃智理是深圳市龙岗区大鹏街道某化工企业的招聘培训主管,他告诉记者,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维权意识更强。
“40岁以上的农民工的特点是,吃苦耐劳,主要图的是工资,喜欢加班,因为加班工资高。”覃智理说,80后的农民工尤其是最近涌现出来的90后的农民工,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应得的各类保障。
24岁的周维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广东工作已经5年了,先后干过销售、保安以及电子加工等。最近的一次工作经历是电子加工,因为经常要加班至半夜,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无法保障,于是“炒”了老板。“我对工资要求不高,月薪1000多元就行了,但不能总加班,能交各类保险的稳定工作最好。”与工资相比,周维显然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更加注重,他告诉记者,自己1000多元的收入虽然攒不了钱,但是家里不用他寄钱。与为了养家糊口而出来打工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有底气向没夜没日地加班并且加班费很低的血汗工厂说不。周维打算,先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不用花家里的钱,然后一步一步图发展。
他们的尴尬农村的逃兵城市的孤岛
对土地缺乏依恋和对城市生活的认同,让新生代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想做城里人的他们,却缺乏充分的经济支撑,并且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待遇。既无法退回农村,也没能融入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他们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宁愿在深圳捡垃圾,我也不愿意回家种地”。在采访中,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80后农民工小廖对记者说,她的老家在湖南怀化的乡下,由于地理条件和交通的限制,“村里多为山地,农田和土地较为缺乏”;另一方面,“村里的大多数人也都外出打工,即便回到家里也没有多少人了,不好玩”。
在粤东饶平县的许多乡镇,记者了解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们不愿意像文盲或小学毕业的父辈那样从事农活。然而,广大的农村和落后的地区并没有优势产业,在老家很少有“体面”的职业供他们选择。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已经有点“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活的相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不用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也为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创造了条件。“走出去”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融入城市他们却有很长的路要走,来自湖南省衡山县岭坡乡的周云峰从1992年就开始了南下的打工生涯。从一线普工干起,到如今的一个厂的负责人,他一路用勤劳和才智走出自己的轨迹。然而,他依然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房价这么高,我根本买不起房。并且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太大,手头总是觉得很紧。”周云峰说。
对于更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周云峰还低,一个农民到珠三角务工,一般情况下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住得再差每个月的房租总要三四百块钱吧?吃得再差也总要几百块的开销吧?再加上上下班坐车、打电话、买几件衣服、偶尔生一两次病,一年能攒多少钱?”周云峰告诉记者,一个农民工如果要在城市维持一个家庭,并在那里立足,那是件很难的事。
而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因为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城市上的孤岛,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却无法融入城市文化。他们的生活、社会交往都没有融入到城市里来。
对土地缺乏依恋和对城市生活的认同,让新生代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想做城里人的他们,却缺乏充分的经济支撑,并且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待遇。既无法退回农村,也没能融入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他们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专家视角
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门槛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表示,这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关切。
江惠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数量超过1亿人,能否解决这些人的长期出路将是一件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如果这些人的潜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将拥有一个庞大的现代产业工人群,国家的竞争力也将大大加强。解决不好则将有重大的隐患。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江惠生说,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逐步让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降低他们“城市梦”的门槛和成本。这就要政府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从制度上落实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建立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江惠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更应“新”在对这个群体的制度关怀上,更应成为一个权利进步符号!
“另一方面,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发展县域经济,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途径之一。”江惠生说,为何目前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要涌向珠三角和大城市,原因是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缺乏有吸引力的优势产业,农民工在本地的就业机会少,发展空间有限,所以不得不涌向珠三角等大城市。
因此,江惠生认为,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发展县域经济,建设好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个关键。“目前,广东以至全国都处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民向市民转变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现象。”江惠生指出,如果富余劳动力都涌向大城市,将导致许多问题,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也无法容纳庞大的富余人口。“发展县域经济,建设好中小城镇,将更有利于吸纳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江惠生说,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扶持中小城镇的产业发展,进一步改善中小城镇的公共福利场所,让农民工在中小城镇享有同城市人们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这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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