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全国人代会将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有望实现。

　　审议和通过《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意义是有望真正实现城乡居民同票同权。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农村居民代表总量的增加，其所承载的话语权未必直接增加。农民代表话语权的体现，由于多方面因素，与自身履职素质有关，也与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掌握的社会资源有关。此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因为收到的电话太多，胡代表应接不暇只能关机；类似的农民工代表们往往没有较固定的工作场所和环境，相比其它阶层的代表还缺乏较宽松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的支持等等。另外，农民代表也并不比农民工代表更占优势，其履职的质量和分量也就值得考量。

　　据去年3月份，一位来自电力科研领域的政协委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有的企业为了达到扩大自己垄断地盘的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赞助影响决策部门，尽管广大消费者群体庞大，却根本无法和其对抗。垄断强势群体由于掌握着社会最优益资源，不可避免地说话的分量要重，也更能引人关注。而农民工和来自农村的代表，背后支撑他们的却是虽然数量极大但经济生产力却极不发达的农村、农民，这正是农民工、农民代表话语“稀少”或引起关注较少的根源之一。

　　因此，如何增加农民代表话语权，和调整农民代表比例同样急迫。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让广大农村和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发达起来，才能真正在和其它利益阶层博弈时获得更强话语权。作为政府，应从重视和关注“三农”入手，不但要让农村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还要通过新兴技术和财力的注入，给农村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只要未来农村不再是社会发展的“配角”，而同样担当发展的“主角”，农村代表的话语权将大幅增强。

　　其次，要重点关注社会收入分配。拥有较强话语权的强势群体，为什么说话“硬气”？与其掌握资源多和“财大气粗”有关，也与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有关。那么，政府就应该尽快介入社会生产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分配问题，增加高收入阶层的社会责任，公平税负比例，让社会财富更多地向贫弱群体倾斜，这也是未来增加农民代表话语权的重要一环。

　　总之，代表的话语权和种种利益阶层的博弈，本质还是体现在所代表的阶层的分量上。城乡居民代表从过去“比例悬殊”到期待的“同票同权”，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但社会切莫为这种初始的进步而满足，从形式上的增加分量到农民群体真正融入国家政治生活，并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