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第二次审议保密法修订草案，根据已公开的信息，二审草案有着诸多亮点。

　　例如，草案将最为重要的“绝密”定密权，限于中央与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行使，这是应该的。须知，掌握定密权的各级机关，不啻一手掌控国家秘密的“水龙头”，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定密权系国之重器，万万不可轻易授人。当年《国家保密法》一大不足，正是定密权条款立法过于粗疏，留下太多漏洞，让上到中央、下到乡政府的各级机关，个个享有定密的自由裁量权。一些部门借此为所欲为，徒令呼唤政府信息公开的民众望“密”兴叹，不得其门而入。如今，这个漏洞终于有望补上了。

　　二审草案还明确了最长30年的保密期限，与《档案法》规定相互衔接，比起部分国家50至75年期限，尤显进步。此外，二审草案取消了保密部门的罚款权，意在杜绝通过罚款将滥用保密权的行为合法化，也是一个进步。

　　但是，二审草案，也存在一些遗憾和缺陷，亟待进一步修法加以补强。

　　例如，对于“秘密事项”的界定，仍显得粗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等显得概念模糊。

　　关于秘密事项的介定，立法技术上究竟采取列举法，还是排除法，抑或混合法，关系甚大，据报道，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官员披露，某市委下发的一份关于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竟然也加密，足见保密文件的泛滥程度。此次立法者秉持现代政府信息公开理念，拿捏得当，采纳了学界“排除法”的建议，将国家机关工作秘密、商业秘密等其他无关事项排除殆尽，可谓从善如流，但同时，对“秘密事项”作出更明晰的规定，防止政府部门对秘密事项作扩大化解释，应是下一步修法的重头。

　　再如，按二审草案，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另有规定”会不会成为政府部门拒绝信息公开的挡箭牌，这无疑值得警惕。因此，对“另有规定”这一例外条款，理应严加规范限制，且这个“另有规定”也应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其实，依据国际惯例，国家“绝密”内容，除国家领导人病历等个人隐私极少数例外，若干年后须全部及时解密公开。期待立法者权衡利弊，将例外条款最小化处理，防止可能的滥用。

　　众所周知，国家机密价值，随着时间流逝，不增反降。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解秘开放苏联档案，数年后，美国政府也加以跟进，带动冷战史研究一日千里。可见，秘密档案按时解秘，至为关键，若迟迟拖延不予开放，反而容易丧失国际话语权。近年我国外交部依法解密外交档案，开放学者与民众查阅，显示开放心态，博得外界好评如潮。

　　此番《国家保密法》修法工作，开放民众参与，网民提出意见两千余条。开门修法，值得肯定。2010年全国人大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成形。翘首以待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大法———《国家保密法》能焕然一新，造福于国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