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新泰市新考选7位副局级干部中有6人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已经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80后”走上政治舞台,应当视作一种必然趋势。实际上,80后荣升处级、局级、厅级早已大有人在。某某是谁谁的人,是哪个领导的儿媳之类,固然一时也可能让社会舆论在猜疑中热火几天,但别说真去揭开那一层选拔暗箱的幕布,厘清什么程序公不公之类的猫腻了,就是想得到一个合乎逻辑、合于理性,资讯稍微丰富一点的答复,大多也是枉然。
从拟提拔人的家庭背景到考选的程序正义,从官员的任职经历到官场的权力庇护惯性,虽然质疑的声音甚嚣尘上,但显然无法阻挡“80后”官员的幸福生活。
我之所以用幸福生活来定义“80后”官员的存在状态,是以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个“80后社会”为参照系的。除了“80后”官员外,房奴、节奴、卡奴,蚁居、蜗居、蛰居,月光族、啃老族、穷忙族,就业难、婚恋难、升迁难.……不用一一列举了,一些本来应该与青春无关的辛酸词汇早已凸显出“80后社会”整体的艰难状况。
从人生经验、人生财富与年龄和代际分配的规律看,“80后”正进入了一个艰苦奋斗的积累期。着眼于当下,“80后”公务员多到基层锻炼,在提拔之前多一些艰难困苦环境锻炼的间隔期,少一些坐直升机式的莫名其妙,最有必要。
“80后”官员的跳跃式发展、火箭式提拔有无必要,我们当下最为缺乏的是与“80后社会”对比式审视和论证。显然“80后”官员的幸福生活,不仅是对“80后社会”的不公平,而且终究因有违人生的成长规律而不利于年轻干部真正堪当大任。从根本上说,“80后官员”基于服务社会面向未来的使命,使他们无法自外于“80后社会”。即便“80后官员”的考选本身在程序上无任何错讹,但与年龄特征和时代环境脱节的跳跃本身,也是最大的瑕疵。□ 严辉文(武汉 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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