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评达赖集团“中共所谓‘旧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纯属虚构”一文

    张云

　　2010年1月5日，达赖集团的《西藏之页》发表题为《中共所谓“旧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纯属虚构》(下文简称《虚构》)的文章，声称1949年以前的“西藏既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文章把旧西藏描绘成一种自给自足、佃农相当富裕、没有饥荒和很少乞丐、法治公平的社会，甚至认为旧西藏是一个比今天中国“更加文明的社会”。达赖集团如此无视客观事实，大张旗鼓地为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叫好，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发人深思的。

　　一、旧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客观存在，也是国际上的广泛共识

　　旧西藏是否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代表封建农奴主立场的人说了不算，中外史料的记载、学者的研究才最具说服力。

　　藏文著作中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藏文档案文献中保存着大量反映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资料。据《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水晶明鉴》记载，在旧西藏，哲蚌寺拉基(总管委员会)负责人颁布给属民百姓的永久执照说道：“上官大人对该(哲蚌寺罗色林)扎仓无限关怀照顾，颁发了永久执照，各信徒奉献的所有男女奴隶、土地、草场牧地等统归罗色林所有；此外，在未向本扎仓报告之前，不许暗地里勾结，将土地租给他人；不许奴隶外逃；不许与其他领土的属民结婚，造成属民外流。下属百姓理应安分守己，小心谨慎地支付各自负担的差税，不得拖欠。”从这件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哲蚌寺颁布的执照就公开承认存在“奴隶”制度，寺院里的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他们是被作为财产转赠给寺院的；其次，奴隶被固定在寺院的领地上，并禁止逃跑；第三，寺院奴隶没有通婚的自由；第四，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只能安分守己地为寺院服役缴税。

　　汉文记载中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清末、民国时期汉文著作对西藏地方的社会制度也有丰富的记载，客观反映出封建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如陈健夫在1937年出版的《西藏问题》中谈到“西藏人民的阶级”时说：“西藏地方大部分有贵族血统家庭，那班贵族们手操大权，有钱有势，同僧侣平分政权，俨然如一特殊阶级。……贵族对于租户是很残忍的，往往是毒打，可怜的那租户总是体无完肤而不敢反抗。”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农人受地主们的约束，很不自由”。清末宣统三年徐光世、蔡晋成编的《西藏新志》记载：西藏地方“刑法根于藏地之习惯者有四十一条，极为惨酷”，“抢夺劫杀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罪。其法：缚犯人于柱，以炝或箭较射死，否则斫头悬示，或生缚送往蝎子之洞穴使螫之。盗人财物者，监禁其一家，追比倍数，待追完则抉盗者目，劓鼻或断其手足。”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旧西藏存在的是由世俗贵族和僧侣阶级组成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实行的是极端惨酷的刑法，农民没有人身自由，这一切不正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真实写照么？

　　外国人笔下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晚清及民国有许多外国人进入西藏地方，他们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同样给人们展开一幅落后而萧瑟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景象。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所著《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记载，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20世纪20年代长期在拉萨生活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西藏志》中写道，“西藏仍在封建时期，其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与僧侣，共同盘据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财产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印度学者拉姆·拉赫尔说，“(旧)西藏的农民，特别是在贵族和寺院的庄园里干活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农奴。”美国学者多尔施·玛丽·德·弗在《侗登林事例：西藏难民生活以及有关改革的建议》一文中在谈到农奴主利用宗教进行精神控制问题时说，“如果完全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一说法是设想出来的一种最狡猾、最有害的社会控制方式。对普通的藏人来说，接受了这个教义就使他一生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业’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是奴隶，那不是奴隶主的错，而是奴隶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前世肯定犯了什么错误。而奴隶主则是因为前世做了好事，因此这辈子受到奖励。对奴隶来说，如果他想砸碎身上的枷锁，那他来世的命运注定要比今世更坏。”大量的记载无不揭示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