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运被大家关心除了能不能买到票的老问题之外,恐怕就是火车票实名制实施的新情况了。据媒体报道,广州是我国第一个试点买票实名制的火车站,这些天来购票难度稍微有所减轻,黄牛党从当地大规模转移,但同时因采取实名制也使得检票候车时间延长、车站成本增加,同时,一票难求现象依然存在。笔者以为,对春运实名制或者是火车票实名制的功能不能直接定位在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上,因为一票难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课题,单凭所谓的一剂“良药”就能解决问题怕是没有可能性的,春运实名制的作用还需要在实践中去看去总结,当然这个作用还应放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去理解去把握。
其实近些年来关于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一直都存在,其中还包括了部分“两会”代表的提案。最初的提议都对实名制能解决春运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的现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加之民间对春运期间的黄牛党恨之入骨,所以在今年春运期间突然开始实名制的试点,是铁路部门吸纳民意的一种体现,但选在春运这个节骨眼上而不是选在其他时间段来试点实名制,则也使得“实名制可以解决一票难求”这个很难实现的命题被大家给予了更大的期望。如果实名制可以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那就必须要具备一个条件,即春运期间火车客运的供需是基本平衡的,如果这种平衡确实存在,在把黄牛党生存的条件斩断之后,大家都可以买到火车票就大面上可以实现。但实际问题是,春运是个特殊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需求会有一个突然的爆发,短期内超过了供给,从而造成了供不应求。也就是说,铁路运能的设计因为有了春运而进入了一个难解的选择之中,如果按照春运的需要来设计和发展运能,那在常态下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如果按照常态来设计运能,春运时就会明显让人感觉到中国铁路的“运能不足”。所以,笔者以为,关于实名制运行情况的考验,以及以后会不会把实名制作为一种常态,“考核”它的出发点,不能放在完全解决一票难求上,而应该放在缓解一票难求、遏制社会不公上来。
那么,既然实名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那实行实名制还有意义吗?有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可以部分缓解春运时的一票难求,为更多改革改进措施的出台进行探索,以达到最后基本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二、符合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要求。火车票实名制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比如印度、俄罗斯、丹麦等国,据有关专家对这些国家火车票实名制的考察来看,实名制在社会层面至少还有以下好处:一是坐火车的安全系数提高了。绝大多数读者都有过春节坐火车回家的经历,在人很多的时候,即便是躺在卧铺上也不敢酣然大睡,因为怕被拎包,因为拎包者一旦下了火车就基本没了音讯,而在推行实名制后火车上的治安环境以及旅客乘车的安全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二是有助于区分特殊社会群体、有助于处理突发事件。当然,这里所说的特殊社会群体不是指当官的,也不是指演艺明星,而是指需要特殊关顾并且要享受到一定优惠福利的群体,比如残疾人、学生、儿童等;同时,因为旅客的所有资料都登记在册,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无论是应急处理还是事后处理都有了尽可能把危机和损失降到更低的可能性。
在尽可能从更广层面上了解了实名制的意义之后,实名制能否成为未来的一种常态就成了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但就眼下的实践来看,已开始实名制试点的广州铁路局和准备年后开始试点的成都铁路局都有些成本偏高。在广州铁路局,除了多开通7000条电话线外,为了保障检票、候车等工作顺畅,广铁集团仅临时志愿人员就一次性增加了7000多名,此外,有关部门还投入大量经费采购验票设备、更新售票、验票系统。在成都铁路局,有关部门准备了制票机、实名制验证桌椅、售票显示屏等25种实名制试点所需设备设施,搭建验证棚和制证棚3465平方米;租赁场地8424平方米;印制了1800万张专用票卷,增加验证人员1284人,联系武警部队增援实名制验证武警577人。从两个铁路局的做法上看,倒更像是打一场春运攻坚战。看来实名制这个新课题,要想在实践中不断体现它的作用和功能,还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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