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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万佳欢

　　2009年12月29日，艺术家肖鲁在正阳艺术区的废墟上生起九堆火，因为站在废墟上让她感觉“特别寒冷”。

　　这是一个为了“暖冬计划”而即兴创作的行为艺术作品，旨在“针对入冬以来北京朝阳各大艺术区面临的突发性腾退拆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瞬间，肖鲁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用她的话说，参加“暖冬计划”的艺术家作品都有一种自发的激情，作品“很粗很自然，充满了火药味和革命的声音”。

　　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肖鲁朝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著名的两枪，并直接导致这个被称为“中国前卫艺术分水岭”的展览闭幕，之后她跟许多艺术家一样，远走他国。时隔20年，肖鲁在北京东营艺术区的工作室也面临被关的命运，因“市政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

　　艺术创新在意识形态下戛然而止

　　1979年，在跟西方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尚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的肖鲁已经从上海的“12人画展”、北京的“新春油画风景和景物展览”，以及年底的“无名画会展览”和“星星美展”中，看到很多人在偷偷尝试这与革命现实主义无关、却与西方现代艺术早期样式有关的艺术。

　　而这些革命性的艺术实验展览都是顶着层层压力、完全在民间组织进行的——“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览刚一开始就被警察赶散。

　　在国内的报刊上，肖鲁很少能看到现代艺术作品。就在1983年，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由于刊登了一整期的抽象主义作品，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整肃中被撤职。

　　1985年开始，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艺术终于在中国衍为激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85新潮美术”运动中，人们开始自发地形成文化批评思潮。

　　1987年3月，艺术批评家高名潞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筹展会议，却由于随后全国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夭折。此后，《美术》杂志与当时国内众多美术刊物上，对当代艺术的报道几近绝迹。

　　“那时候(环境)确实很严峻，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潮，官方对当代艺术、前卫艺术参取一种压制的态度，” 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到1988年，政治环境才相对松了一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艺术展览”终于在1989年2月5日开幕。展览开幕2小时后，26岁的肖鲁为了完成自己的行为艺术《对话》，当场朝自己的装置作品开了两枪。美术馆立即陷入一片骚乱，大批警察赶至现场，男艺术家唐宋被作为枪击者拘捕，肖鲁则在下午五点向警方自首。展览在下午3时关闭，美术馆方面以春节为由宣布闭馆五天。

　　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似乎随着那一枪戛然而止。策展人高名潞被迫停职；三天后肖鲁被释放，随即与唐宋一起远走澳大利亚。90年代以后，当代艺术在政治环境变化、社会经济改革冲击和主流社会的压制下日益式微。

　　“又搬错了”

　　艺术家们“流浪”的时代其实始于80年代中期。当时有一些艺术家开始脱离体制，聚居在圆明园，靠卖画给一些外国人为生。

　　那时，他们被政府称为“盲流”。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拆除后，他们不得不搬至六环以外的宋庄。

　　某种程度上，如今的肖鲁正在体会那些艺术家的境遇。2009年8月，她前后三次在自己位于东营艺术区的家门上收到拆迁条，内容大概是乡里所有的地都是建“大望京”的储备用地，政府要全部收回、拍卖给开发商；东营一带即将拆迁，要求住户11月之前必须离开。

　　1997年，肖鲁刚回国时，中国的艺术市场经过多年的开放，正日益健全。 “这时的艺术处于一种转折时期，国内一些艺术家的创作也比较多样，” 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即便当代艺术在往好的方向前进，但那时的艺术聚居区并不多，艺术家们大多在家中进行创作。定居北京后，肖鲁先是跟别人在798艺术区合住，后来又在呼家楼找了个公寓。

　　找房子成了大问题。首先是这样的房子不多——北京原来的艺术家聚居区也就只有798和宋庄；其次是价格，“那么大的房子，一年得有二三十万才能供得起，”肖鲁说。

　　90年代末以后，一些国家机构和美术馆也开始做艺术展，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被艺术批评家费大为称为“官方开始认可当代艺术、体制主动向当代艺术示好的标志”。高名潞说。

　　2006年起，当代艺术在市场上的走势渐好，作品纷纷卖上高价。开发商一看艺术家有钱了，一下子在北京弄出来20多个艺术区。

　　在那一年的嘉德拍卖会上，肖鲁著名的旧作《对话》以231万元卖出。她在东营艺术区租下了一个300多平米的房子，房租是每天每平米0.75——每平米比798的最高租金便宜了整整5块钱。

　　当时的东营已经有不少人居住，物业的说法是他们跟村里签了20年，肖鲁便放心地精心设计，花了30多万进行装修。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年。

　　12月7日，肖鲁终于收拾好行李，仓促搬到蟹岛西艺术区。令她哭笑不得的是，自己搬过去没多久，那里也被贴条了。“又搬错了，”她摇摇头说。

　　现在，找房子又一次排上了肖鲁的日程。她挨个前往上苑艺术村、环铁艺术区，甚至天津和北京交界的一处地段看房。“只是现在已经没兴致装修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参加这次维权的“暖冬计划”前，创作风格和习惯都极其个人化的肖鲁从未参加过任何集体性艺术活动，她把自己评价为“一个与这种社会活动有距离的艺术家”。

　　一开始参加“暖冬计划”的策划时，肖鲁描述自己“完全是因为听到正阳艺术区被开发商停水停电感到气愤”。但她逐渐发现，通过这个活动，自己跟“社会”的距离正在拉近。

　　肖鲁还渐渐发现，现今的环境也许比创作环境严峻的80年代更为复杂——因为除去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现在还夹杂进来一些商业性、利益性的东西，“如果看不到盈利，或者说跟更大的商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艺术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跨界研究所所长吴学夫曾在一次网络访谈中指出。

　　而另一方面，资本或市场的进入也许还给当代艺术带来了其他的负面影响。“它好像给了艺术家自由，但是实际上又不自由。艺术家缺少独创性的冲动，容易模仿、重复、追逐市场上的那种时尚，艺术也就容易走向一种媚俗。”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对于今天艺术家被驱散，在他看来也未必完全糟，“边缘化艺术家反倒可能会是新艺术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