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百余农民工立交桥上堵路讨薪，致某地交通主干道堵塞。一农民工代表称“知道堵路是违法行为，但不违法不中，不违法要不来钱”。据计算，堵路讨薪浪费社会约2.52万小时，其成本也够农民工的欠款了。

　　堵路行为本身是难以讨到薪酬的，农民工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我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如果能引起当地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讨薪也就基本有了“着落”。2005年，西安40余名农民工组织“民工讨薪维权新闻发布会”，此事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陕西省及西安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最终100多位民工领到了拖欠一年多的近80万元薪酬。由此可知，农民工讨薪，之所以难，是因为正规渠道不通畅。

　　堵路讨薪不是“捷径”，依靠“惊动”领导来讨薪也非长远之道。甚至探讨如何让讨薪渠道变得更加通畅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欠薪是应该存在的吗？按劳付酬本应是商人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一个健康而成熟的劳资市场，本来就不应该出现讨薪的问题。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总规模达1.8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应当未雨绸缪，尤其在拖欠农民工薪酬问题上，关键要建立起预防机制。

　　如何预防欠薪问题，重点应放在加强法制建设上。首先，对欠薪企业要实行禁入制度，目前江苏省已经这样实行了，2009年8月28日的《扬子晚报》报道称江苏省清欠办发出通知，44家恶意欠薪建筑企业被禁入江苏。但“通知”的效力是有限的，要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有必要对此作出法律规定。

　　其次，欠薪企业应该承担讨薪成本。目前看起来，农民工通过起诉等方式来追讨欠薪，似乎路径很通畅，但目前的解决方式存在一个最大的弊端是，法院只判决欠薪者支付薪酬，至于因为讨薪而付出的各种成本，讨薪者就无处可讨了。《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表明：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正是因为这种弊端，所以欠薪者不怕打官司。因此，相关法律应该完善，欠薪者应该承担农民工为讨薪而付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只有这样，欠薪者才会有所顾虑，也只有这样，法律路径才能起到预防欠薪的作用。

　　第三，有必要设定“恶意欠薪罪”。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种种实际情况，即便一时难以设立此罪，也应该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到现有的“侵占罪”中考量，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恶意欠薪行为从本质上也具有这种特点。

　　总而言之，拖欠农民工薪酬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权益保障的社会问题。要彻底解决和预防这个问题，法律必须起到“托底”作用。(欧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