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你说的过高，是依据你个人还是行业的标准？”

　　侯律师回答：“我是依据公平原则。有人说价不高，我倒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服务，才对得起150万？你可以说双方有合同，但是对方签约时是处于当事人危难的时候，就跟病危时一样，治病的人要什么条件，家属都会答应。所以这150万不能说他是欺骗，但我能说是乘人之危。”

　　“其实当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认为律师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身边有没有‘要价捞人’的事，而不应该不认账。”侯律师说。

　　有一次侯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听到旁边的律师对被关押的当事人说：“你想不想出来？”

　　“当事人说‘想啊’，律师就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人8万，两个人10万’，当时我听得一愣。当事人想了一会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早出去1年还挣不到10万呢，我就在这儿呆着吧！’就把话筒撂下了。”侯小晶回忆说。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作为

　　在刑事辩护中，嫌疑人家属往往会期望律师能够“救救他”，律师怎么看这种现象？

　　对此，孙景伟说：“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在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心情都非常急躁，一些律师利用这一点，对犯罪嫌疑人家属作了违反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虚假承诺，并且高额收费。律师的这种承诺和高额收费，的确会让家属们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这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规定”孙景伟说。

　　“我们讲当事人至上，是当事人合法利益至上，而不是去维护当事人的非法利益。”黄律师说。

　　侯律师也认为：“当人们能够通过法律去获取非法利益的时候，谁还去相信法律？如果谁都不相信法律了，律师还有生存的必要吗？所以为当事人谋取非法利益，我认为是饮鸩止渴，自断后路。”

　　“律师不能等到自己受到法律制裁时，才开始强调公平正义、程序正义，当他们向当事人炫耀自己有背景关系、说能‘捞人’的时候，完全忘了法律。”侯律师说。

　　“我觉得当事人是对律师最强的约束”

　　接受采访的律师和学者都认为，律师业中的“潜规则”与社会原因是分不开的。“之所以有一部分专门靠‘走关系’、‘走后门’来为当事人服务的律师存在，是因为我国法治体系不健全，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孙景伟说。

　　“其实作为律师，我们非常渴望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律师的困惑也在这里。一方面，明明知道司法实践中许多地方没有依法办事，另一方面遇到当事人时，还是要劝当事人依靠法律。”黄律师说。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整个社会对律师的地位和认同感也不够高。当李庄案出来之后，对律师的负面评价恰恰暗合了公众对律师行业的负面揣测。”赵国君说。

　　“有评论写道：‘打击黑心律师更要防范黑心权力’，如果权力通吃，任何行业都会变异，律师也会不再信仰法律，而去搞权力寻租。”侯律师说。

　　“我相信，随着国家法治体系的健全，人们的心中将逐渐树立法律信仰，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会逐步得到保障，社会公众对律师的评价也会越来越公正。”孙景伟说。

　　对律师的监督如何？孙景伟律师介绍：“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受四个方面的监督：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

　　司法行政部门是律师的管理部门，制订《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可以设定或吊销律师执业许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协会是律师自律团体，《律师法》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律师协会制定律师行业规范和对律师的惩戒规则，可以对违反执业纪律的律师实行处分措施，即训诫、警告、批评、谴责、中止会员权利及终身取消会员资格。

　　“在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协的监督还是比较严的。但大多数权益受损的当事人通常不愿再与律师打官司、争辩，他可能只接触过一个律师，就留下了坏印象。”侯律师说。

　　记者问：“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当事人很难约束律师吗？”

　　“不，其实我们都很怕当事人的投诉，我觉得当事人是最能约束律师的，是最强的约束。因为律师的服务是无形的产品，是最在乎当事人口碑的。当事人是律师的衣食父母。”侯律师说。

　　“我认为律师还是应该相信法律，维护法律就是维护自己的饭碗。”黄律师说。(本报记者 庄庆鸿 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