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 年初，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共同组成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围绕当前农民工就业开展调研。下半年以来，课题组先后在浙江、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实地调研，随后又在浙江、广东、云南、安徽、辽宁、山东、河南、上海、天津等15个省份进行非概率抽样问卷调查。目前共回收调查问卷651份，有效样本率达99.5%。

　　半月谈编辑部特将本次调查分析摘编，并独家公开刊发。希望各界尤其是企业和政府，合力清除农民工就业的拦路虎，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大农民工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农民工“就业两难”何以引起三方困惑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赵树凯 赵晨

　　总体形势：就业难、招工难奇异并存

　　2008年末以来，农民工的失业数量至今尚无完整统计。最权威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自农业部：中国1.3亿外出就业农民工中，有15.3%，近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返乡了”。

　　我们这次调研发现，当前农民工就业形势的重要特点是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这种状况已持续4年有余，且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消除。农民工就业难主要有两个侧面，首先是找不到工作，即无业可就；其次是虽然有业可就，但是不能持续、稳定，或者说，就业质量很低。

　　进入2009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似有减弱，农民工就业难也似有好转，但并不明朗。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调查报告，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约7000万农民工返乡。春节后，80%以上再次进城务工，其中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1100万人仍处于寻找工作状态，宁可在城里“混饭吃”，也不愿返乡。

　　“混饭吃”正在城市里形成一个“隐性农民工”群体。他们没有正式就业，也没有返乡，而是隐藏于这个社会、生活状态不被人知，从事着更为边缘的工作或者无业漂泊。在我们的调查中，这样的“隐性人”，一个村就常常有几十个。

　　“隐性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失业后未再就业的农民工、新流入未就业农民工、自由职业农民工等。在这一隐性群体眼中，城市与农村是两个世界，简单迁徙无法完成根本转变。城市与农村在物质与精神享受上的巨大差距使他们默认：与其村里“混”不如在城市“混”。

　　与就业难相伴的是形势同样严峻的招工难，也有两个侧面：首先是行业性的，即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无人问津；其次是企业性的，即特定企业招不到工人。两个层面的招工难，都表现为现存就业岗位的条件与农民工就业需求不相匹配。

　　企业招工难已不是新鲜事。根据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当年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缺工10%左右，其中广东有近200万用工缺口，缺工比率10%。这一状况自2004年以来持续5年有余。以用工大户广东东莞市为例，2010年初，按照东莞市劳动局测算，目前该市企业岗位缺口约为20万个。

　　农民工就业“两难”现象就这样持续并存。就业难与招工难看似互相矛盾，但实为相互联系与促进。这种“两难”既是农民的困惑，也是企业的困惑，更是政府的困惑。能否清除认知障碍，互相协商博弈，平衡利益矛盾，决定着这三方能否和谐共“舞”，跳好“三人舞”。

　　农民工：何时告别无序就业

　　农民工就业缘何难？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自身素质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术等，仍是就业的最大制约。农民靠一技之长找工作的很少，我们统计仅有23.7%，多数农民工均处于无序就业状态，主要竞争力体现在要求低、肯吃苦、干活无所谓高低贵贱。

　　许多40岁以上的农民工，外出务工10余年，一直从事重体力工作，如搬运工、建筑工人等。有的建筑工人说：“如果老板不好，拿了钱就去别处。”还有农民工说：“活特别重，没多少钱，就给孩子攒点饼干钱。”21.3%的父辈农民工是靠体力活供子女上学。

　　对于“技术”的认知程度，父辈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近，但渴望程度偏低，“没文化、脑子慢、懒得学”是常见的理由，只希望找点事做，多赚点钱，改善一下生活。这种低就业要求不符合产业升级与产业发展要求。我们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需要学习与培训的农民工占69.3%，希望了解政策以促进个人发展并实现自我保护的为64.8%。但能够拥有此类“充电”机会的人寥寥无几。

　　与父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两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于父辈农民工，职业期望高于父辈农民工，物质、精神享受需求高于父辈农民工，工作耐受力低于父辈农民工，对社会欠公平现象承受力低。在北京各人才市场门口都聚集着这样一群人：衣着光鲜，“整身衣服都是进城前买的，穿得好，能找着好活”。这种需求提升是基于父辈农民工奋斗基础之上的必然发展趋势。

　　城里人常说：农村人见识短，没个长远规划。其实，农民工是有自我认知的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我们调研发现，在有子女的农民工中，72.3%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不再像父辈农民工一样打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2.8%希望留在城市，75%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仅有8%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移民化倾向日益突出，不畏惧城市，勇于向城市挑战。我们的调查显示，53.8%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外出打工是为了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38.2%希望留在城市，还有4.2%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但城市人具有利用资源的机会与能力，而他们还没有。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将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夹生人”，当找不到理想的职业时，他们多选择待业，在城市游荡。

　　企业：如何摆脱用工荒

　　一面是农民工就业难，一面又是企业招工难。招工难不仅存在于企业，也存在于行业。

　　影响企业招工难易的因素很多，尤以企业自身不完善为主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信誉：企业软裁员、隐性失业、拒发少发工资、极力压缩成本、农民工工资低等都构成招工难隐患。二是企业条件：企业硬件条件与招工的难易程度成正比。三是企业理念：企业对农民工的管理理念与态度是影响其招工难易的重要因素。

　　我们调研发现，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日资电子加工厂，70%以上为女工，年龄集中在19～22岁，外来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1200元。两三年过去，虽然这些农民工技术日益娴熟、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但工资始终停滞不前。加工行业每生产一个产品，其价值大多超过60元人民币，但人工费不足1元，农民工付出与回报悬殊，与工厂还没有谈判能力，愤怒之下只能选择离职。

　　除了忍受超长工时、低廉且经常被借故克扣的工资，农民工的正常休假权利也受限。在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突发时，豆浆机销售行情大好。某豆浆机厂为了赚取更大利益，大大缩短节假日，并在员工宿舍楼门前明文警告：“节日来临之际，本厂形势大好，请员工慎重请假，长时间离职者，将被辞退。”

　　此外，很多农民工还经常遭遇企业“软裁员”。企业不直接裁员，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迫使农民工自动离职。主要做法是换岗位，将原有较高收入的工人调至较低收入岗位……种种调换诱发了农民工的抵触情绪，不得不离职。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中国已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约有670万就业岗位“蒸发”。许多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即使上班也拿不到全额工资，最多领取每月800元左右的最低生活保障。偶有开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算调休。原来加班时工厂管饭，现在餐费自理。许多农民工没有积蓄甚至入不敷出，没有享受失业待遇的资格，被迫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自动离职现象很常见。

　　再来看行业招工难。以家政行业为例，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目前家政行业用工缺口在1000万人以上。但是，农民工从事此行业存在诸多限制因素。首先，这个行业缺乏规范的管理媒介与管理模式，家政人员缺乏就业安全感。其次，家政行业没有固定的客户来源，家政服务人员收入存在旱涝不均现象。再次，行业保障体系缺失影响农民工就业信心。

　　政府：能否真正当好“第三方”

　　应当看到，农民工改变自身就业状况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才是满足农民工就业需求的希望。政府连续促进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确有积极意义，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与农民工的实际就业需求还有相当距离。

　　根据我们的调查，认为缺乏就业信息与就业渠道影响就业的农民工比例达41.7%。通过政府获得就业信息就业的农民工仅有11.7%，多为就近就地转移。通过中专、技校毕业后统一分配就业的农民工只是少数，且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

　　一位农民工输出地管理人员反映：“搜集发布信息、管理农民工流动成本太高，地方财力有限。有时连上级政府下拨的农民工服务与管理项目的配套资金都很吃紧，自发管理项目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地方政府虽有改进，但持续操作程度低，运动式搜集一下信息，数量不过10余条，贴在公告栏里便无下文。政府就业信息的发布与宣传往往无的放矢，使得农民工对政府就业服务的信任度降低。

　　在城市与农村、企业与农民工的关系中，政府逻辑与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涉及政府的职责与利益问题。政府在履行职责保障农民工发展权利时，将会牺牲自身利益，与企业形成矛盾和摩擦，但企业能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利益，又令政府非常动心。一些基层政府的实际操作让人感到，企业往往才是政府服务的真正对象，农民工不过是企业利益扩张的附属品，而非政府服务的真正对象。

　　农民工与企业彼此追求的利益目标不同，二者之间的矛盾应该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呈现一端压倒另一端的动荡态势。政府要正确认知自我，当好“第三方”，在矛盾的演变中控制天平的倾斜，通过有效服务与监管，保障群体间、阶层间的公正与和谐。尤其要重新审视农民工，正视他们的发展需求，尊重他们的发展权利，为其提供合适的生存发展空间。

　　事实上，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方面，政府确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好。比如，岗位技能培训、招聘信息发布、失业数据登记、统一社保接续、恶意欠薪惩罚、劳动条件达标、劳动合同检查、劳资争议调解，等等。在这些环节，政府部门不仅要切忌厚企业而薄农民工，还要防止厚市民而轻农民。毕竟，中国解决农民工问题已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有了更宽的视野、更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