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打黑经得住历史考验

　　李庄早就预感到自己要“出事”。朱明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9年12月7日晚，李庄跟他说，“重庆方面要抓我，因为我已经破坏了打黑的顺利进展。”

　　此后，李庄与重庆方面的冲突接连不断。

　　他强调龚刚模不是黑社会，坚持认为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与打黑大形势格格不入。他在会见当事人的时候与专案组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在与法官见面的时候，态度强硬。

　　朱明勇描述了他们在江北区看守所的遭遇。11月24日，朱明勇在法院复印案卷后，第一时间赶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樊奇杭，却被告知“必须要专案组成员在场才可以会见”。朱明勇据理力争，认为案子进入审理阶段，被告人已由法院换押，公安机关已无权接触被告人。

　　随后赶到的李庄则更为激烈，在看守所大声争执，还试图通过看守所检察室、法院解决问题。

　　眼见争执不下，两人为了见到当事人不得不妥协。会见后，李庄在会见室指着一名专案组人员让他出去，并说，“你就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

　　自此，李庄与重庆方面的梁子结得更加深了。

　　李庄后来成为被告后，在庭审中提出，他曾与江北区看守所刑警有激烈冲突，要求江北区人民法院、检察院整体回避。

　　在朱明勇的描述中，一边是抗争激烈的李庄，一边则是“服帖”的当地律师，“当时，在场的众多重庆律师，自始至终没人说话。”

　　在龚刚模案开庭之前，已有谢才萍案、王天伦案、黎强案、陈明亮案等涉黑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参与代理的律师亦数百人。

　　重庆律师李勇认为，看起来“服帖”，是知道“掰不动”。

　　2009年9月8日，重庆市司法局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承办涉黑涉恶案件的律师事务所要指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律师参与辩护和代理工作”，“律师办理涉黑案件，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坚持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凿的原则，不纠缠细节”。

　　实际上，不要纠缠程序的“细枝末节”，不仅是重庆律师的桎梏，而早已成为刑辩律师的共识。

　　谢才萍一审辩护律师杨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庭前，我与谢才萍会见了两次，都是按照看守所指定的程序。”

　　“不按他们的程序，闹僵了关系，对当事人也不利。”陈明亮案被告人马当的辩护律师刘洋也认为，“我执业二十年来，第一次在审判阶段与警察一同会见当事人，这四个警察一个记录，一个站着监视，一个摄影，一个录像。但我并没有问为什么要跟着，我想他们也是执行规定。”

　　2009年12月24日至31日，陈明亮案在重庆第三人民中级法院审理。刘洋当庭提出，在看守所会见时，马当称自己遭到诱供，“口供里写，我向重庆高院副院长张行贿20万。张供述是我行贿，但是我不认识他，他也没有见过我。但是警察说，只要你签，我们给你办取保候审。”

　　此诱供情节刘洋当庭提出，并要求辨认程序，法院认为，马当的照片已经在报纸上刊登，已不具备辨认的条件。

　　随后的质证中，亦有多名辩护人、被告人提及警方曾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辩护人还“抱怨”会见时与当事人的交流都存在于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不仅陈案、龚案、李案，包括此前的谢才萍案、黎强案、王天伦案，律师都曾指出律师会见等程序问题。

　　黎强案中，第四被告人黎德明的辩护律师邓智勇曾当庭说，“首先感谢检察官，终于让我见到了我的当事人。从今天的庭审看，他不可能走出这个法院。对于打黑，我们是支持的，但是不希望成为黑打。”

　　律师的稻草

　　“几乎所有律师都清楚涉黑案件的取证、会见等程序可能存在瑕疵，”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孙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以，重庆律师还是把辩论重点放在了实体辩护上。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泰斗赵长青正是实体辩护的一面“旗帜”。去年10月末，他为“车霸”黎强作出无罪辩护，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最后的辩护词中，他提出公诉机关提交的1849件证据，无一证明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一辩护将“依法审理”引入了人们的视线，舆论也因此分野。一部分人认为，赵长青是尽一名律师的职责，既保证公民合法权利，也对公权力制衡。另一股声浪则认为，律师为黑社会辩护，本身就是黑社会，“狗头军师”等叫骂声也开始出现。

　　“这次引发的网络批评出乎我预料，”赵长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老百姓骂我，表明大家都支持打黑，但是，围攻辩护律师，表明人们缺乏法律常识。”

　　“从我经手的案子和其他案的案情看，有些团伙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些牵强。”几乎同时，重庆李义涉黑团伙案中，被告人李志刚的辩护律师周立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尽管此次打黑受到老百姓普遍欢迎，但要防止打黑扩大化，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要对被告人负责。”

　　黎强一审判决书显示，法院没有采纳辩护人赵长青的意见。

　　随后，11月，龚刚模案进入起诉阶段，异地律师陆续出现。媒体开始集中报道多名北京律师前往重庆承办涉黑案件。没有“文件”束缚，异地律师更多地“纠缠”程序，也试图在实体辩护上对法院的判决施加更大的压力。

　　“刑事案件，大都是公诉人怎么说法院怎么判。对律师而言，影响法院的判决，才是关键。”赵长青认为，在认定黑社会性质与律师的合理辩护之间做出判断，将是重庆法院的难题。

　　但影响重庆法院判决的依据，在李治明涉黑团伙案审理中，公诉人曾当庭透露，是按照重庆公检法“大三长”会议的标准。

　　2009年10月2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以“三长”会议纪要的形式(渝检会[2009]11号)，印发了《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为持续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对立法解释的四个特征提出了新的具体意见。

　　这份意见对于黑社会的“组织特征”进一步解释，“恶势力团伙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性质转变节点”，“成员之间因公司、企业内部管理形成制约关系，或者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组织关系等，也是组织特征的重要体现。”

　　针对这份《意见》，为谢才萍案辩护的律师悲观的称“一审即为终审”。“一审在重庆中院，终审在重庆高院，始终在重庆，也始终是这份文件。”

　　谢才萍案2009年11月3日一审判决，谢才萍等15名被告人不服上诉。通过重庆高院书面审理，12月9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从终审裁定书中看到，谢才萍甚至没有辩护人，其一审辩护人杨超说，“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与家属没来得及签订委托协议。” ★

　　(本刊实习生陈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