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垃圾围城

　　“这组照片不是为了拍垃圾场有多么脏和臭，而是想探讨垃圾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怎样的关系”，在拍摄过程中，最让王久良心痛的是“无良的人心”。

　　王久良的地图上标记了400多个垃圾场，而目前北京仅有6座垃圾转运站、13座垃圾掩埋场和3座综合处理厂。“大多数都是野垃圾场，数不胜数”。

　　据王久良调查，北京的“野垃圾场”大多是采沙取土后留下的大坑。一些地方把这些大坑向私人出租赚钱，承租者则把大坑用于倾倒垃圾，一车收取几十块费用，这比正规的垃圾掩埋场便宜了不少。但与正规垃圾场相应的垃圾分类、防渗漏、防扬尘等措施比，这些野垃圾场一埋了之，当大坑填满后，污染很可能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永无宁日。

　　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管头村，买主花500元就可以买下一亩地30年的使用权，再联系村外的企业，以一车垃圾30至50元的价格收购回填。由于垃圾里有很多工业盐棉，埋在地下几十年也不会腐烂，土地无法耕种。

　　2009年末，在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南营西队又爆出当地村民举报垃圾车频频进村倾倒，三四天之间在村内至少形成了三大片垃圾场的新闻。不堪忍受的村民拦截并扣留了7辆运垃圾的货车。

　　在拍摄过程中，王久良不只一次看见印着“北京道路养护集团”或是“环卫”标志的垃圾车为这些野垃圾场“添砖加瓦”，他觉得十分讽刺。

　　追踪垃圾场的诞生壮大的同时，也在见证美好事物的消失：一个收益不错的鱼塘，几个月后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垃圾场，因为“倒垃圾比养鱼更赚钱”；一片湿地被填埋、整平，直至开发；在GOOGLEEARTH的记录里，一个垃圾场所处的位置2005年前还是一片水田。“这些人为了一点点利益就什么都不顾了”。

　　揭露真相的拍摄自然触及不少人利益。顺理成章，王久良和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和善的问一声有没有记者证，没有就谢绝拍摄；“好心”的则煞有介事地告知“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他甚至遇到提刀撵、放狗追。后来，王久良总结了审时度势、默不说话、拍完迅速走人的战斗经验。但在朝阳区孙河乡的一个垃圾山上，还是被涌过来的十几个青年团团围住，扬言要把相机砸烂，逼得他最终删掉所有照片才脱身。

　　一次拍摄途中，摩托车打滑，王久良重重摔在了路上，足足滑了七八米远。这个33岁的小伙子差点当场哭出来，因为觉得自己是那么微弱、无力，甚至怀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

　　“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说我们是逃避，推卸责任，还是勇敢面对，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久良选择了后者，“还是那句话，发现了问题，就不要再冷漠。”

　　烧，还是不烧？是一个问题

　　据媒体报道，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每年的垃圾产量仍以8%的速度增长。而北京填埋垃圾所耗土地资源相当于每年消耗500亩土地，4年之后现有垃圾场将被全部填满。而去年4月1日《人民日报》援引住建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可用于埋垃圾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人们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焚烧”成了政府对付“垃圾围城”的主流想法。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北京现有垃圾“处理方式过于单一，加之目前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有难度，对于北京这样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采用焚烧处理，尤为重要”。据统计，垃圾经过焚烧之后体积是原来的五分之一，重量只有原来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地达到垃圾减容的目的。

　　2008年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宣告北京垃圾“焚烧发电时代”的来临。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我绝不是主烧派。”王久良一直担心自己的照片会被主烧派当作“焚烧有理”的论据。事实上，关于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的争议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休止过。

　　在北京，近一年来，不论在海淀的六里屯，还是在昌平的阿苏卫，凡准备修建垃圾焚烧厂的规划一旦出台，都引来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弹。在居民眼里，即便有关专家一再论证焚烧技术的安全性，但他们也不能回避中国的垃圾焚烧在垃圾分类等前处理阶段远不如发达国家的事实，“国外一个炉子一天烧几十吨，我们一天成百上千吨，污染能一样吗？而且，大多数时候是拉来就烧”，家住阿苏卫附近的扶佰勤说。

　　“为什么垃圾焚烧厂试运营就进入与人类比较紧密的地方？试什么？试发电？还是试对周边有没有影响？有影响怎么办？几乎是个不可逆的事情。”王久良查过资料，焚烧垃圾会产生近30倍体量的气体进入大气，“完全是得不偿失”。

　　但王久良也不承认自己是反烧派。因为他清楚“北京实在没有这么多地能够用来掩埋垃圾”，而整个环卫部门已经超负荷运转，“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据统计，北京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设计总处理能力每天1.03万吨，缺口约达每天8000余吨。

　　“这东西，掩埋有掩埋的不是，焚烧有焚烧的不是。”王久良苦笑道。

　　或许方向是错的

　　“你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它(垃圾焚烧)，除非你不产生垃圾。”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曾论证焚烧势在必行。

　　因此，王久良把矛头指向了消费主义，“那只有尽可能少产生垃圾！”他原本是想拍一组消费主义题材的作品，通过作品使人们反思过剩的消费欲，拍摄垃圾只是为那组作品做背景交代，没想到拍着拍着发现把“背景”拍成了主题。但他仍然认为，消费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才是当今社会“垃圾围城”的根本原因。

　　一次拍摄中，王久良在一个垃圾回收站目睹了重达100吨的肯德基垃圾。这堆小山似的满印着肯德基爷爷头像的垃圾被砌成一个规则的长方体，长10米，宽5米，高4米。回收站主人告诉他，他正等着别人来买。几天后王久良再去那个回收站时，已空空如也。但主人不告诉他垃圾的去向。如今王久良拒绝吃麦当劳和肯德基，哪怕一个汉堡、一根鸡翅。因为他不仅担心那座小山的去向，还不明白生产那100吨垃圾的水和木材是从哪儿运来的。是美国，还是中国？想想他就觉得可怕。

　　现在住宾馆，他再不使用宾馆一次性的用具，宁可打赤脚也不穿宾馆的一次性拖鞋。逻辑很简单，“打个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选择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死不了。”王久良说。

　　但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在一切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王久良这朴素的愿望要实现是何其不易。这个山东汉子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么？”他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点，好好停下来想想，“改变观念比下狠手处理一两个垃圾场有用得多”。他也期盼有更多的人能看到他的作品。为此，他放弃了《垃圾围城》的版权。

　　自从《垃圾围城》获奖后，媒体蜂拥而至，南方一家知名报纸的记者表示可以推荐目前偶尔还要靠圈子里好友接济的他当摄影记者。但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还想再说点自己想说的东西。

　　王久良觉得，自己的事业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这或许就是他的历史使命。“我看到了一个事实，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坏人心里有所顾忌，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我就觉得这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