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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傅莹

　　傅莹很喜欢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985年，傅莹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作为早期少数公派到英国的幸运儿，到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Rutherford College)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这段经历对傅莹影响至深。在一次演讲中，傅莹回忆说：“我至今仍得益于在肯大养成的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国家生活，有机会与英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留学生进行个人层面上的交流。”

　　谁影响了她

　　那时，中西方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傅莹在肯大体验到，在人的内心深处，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加深人民之间的精神纽带，而不应在敌对意识形态的面具下相互排斥。这也与中国古代哲学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我对普世的人性有了信心。”

　　在肯大的学习更坚定了傅莹在不同观点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决心。无论是在参与80年代末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谈中，还是在本世纪初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努力中，这一决心帮助傅莹在棘手的谈判中悉心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提高谈判能力，打开局面。

　　傅莹很喜欢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当丘吉尔还是后座议员时，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已经在下议院中脱颖而出。每次在议会发言，哪怕只是提一个2分钟的问题，丘吉尔都会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在议会大厦走廊的图书架上查阅大量资料，研究事情的背景。这对傅莹很有启发。直到今天，她对自己做的每一场演讲和接受的每次采访都精心准备。

　　思辨的个性或许也受父亲的影响。傅莹的父亲阿民是内蒙古有名的文化人，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对哲学有较深的造诣，曾在马列学院就读。由于文革时受到迫害，阿民的余生一直病床上度过，澳大利亚《时代报》资者Nicholson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1978年，傅莹进入外交部后，每个周末，她都乘火车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在那里和父亲在医院呆上一天。”

　　在1977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前，傅莹和所有血脉喷张的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当时，她被分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站放电影。回想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傅莹却觉得这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锻炼了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

　　进入外交部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耕耘20年后，她才第一次被委以大任——1998年11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大国背景

　　如果不是2008年4月的那篇文章，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傅莹是谁，她很少接受过国内媒体的专访。“傅莹的原则是对外高调，对内低调。”一位接近她的中国记者说。其实，在国内，她也曾相当高调——以“阿莹”为笔名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在党校学习期间还有一篇论文《韬光养晦与外交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她没有想到，多年后，一个美国学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将“韬光养晦”翻译成：“咬紧牙关、等待时机”。“不难想像这将如何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在一次演讲中，傅莹想借此告诉英国的精英们：“语言障碍可以是影响理解的重要因素。”

　　弱国无外交，时势造英雄。“只有个人作用，没有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不行的。”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认为，傅莹的文章能登上英国主流媒体，说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西方是不能忽视的。

　　2005年12月，傅莹打破了参加墨尔本矿业俱乐部午餐会人数的记录，当天，550多名参加宴会者，都是来聆听她发表《今日中国及其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演讲。坐在返回酒店的汽车里，她思绪万千：“在从事外交工作的20多年里，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崛起需要新的外交，而中国新生代的外交人员也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傅莹并非这个行列中惟一的代表，但肯定是最杰出者之一。

　　傅莹经常讲，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但与此同时，树立个性化、人性化的话语系统，在对外交往中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要讲究技巧，而且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杜平认为，从中国这些年来的情况看，真正了解外国媒体和民众的官员还是太少。不用说西方人，就连天天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大概都无法接受那种几十年不变说话方式和语言。(宋鲁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