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地带：它汇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贫民聚居、城乡土地分割与城市行政管理弱化等一系列问题———

　　人们总是欣喜地看着城市里不断攀升的摩天大楼，不断拓宽的街道，不断兴建的大广场……却很少有人去关注着城乡交错的接合部地区。

　　在那里，环境杂乱，道路泥泞、交通拥堵、危楼林立，众多流动人口住着当地农民自建的简陋出租屋，每天奔走在城市提供的临时性低端岗位之间。然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却往往享受不到城市化发展的成果。

　　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认为，城乡接合部区域，汇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贫民聚居、城乡土地分割与城市行政管理弱化等一系列难点问题。事实上，这一区域已经成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期的难题。

　　“城中村”的“瓦片经济”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27岁的安徽蚌埠人蒋冲抱着不到2岁的儿子，带记者穿过两排临时搭建的平房，来到一片破烂的两层楼农宅，这里住的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一家住在最北面的一间。

　　站在院子里的公用水池边，蒋冲对记者说：我来上海已四五年了，在陆家嘴金融区一家公司做保安，哥哥、妹夫和弟弟，我们四家人都住在这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来打工。通过同乡介绍，才找到这里来的。这样的房子月租260元，在北蔡镇一带算是便宜的，现在很难找到了。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的研究表明，居住在上海郊区的外来人口占来沪外来人口总数的比重近八成。

　　按照我国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兴建的住房，不能用于出租、转让等商业行为。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盖违章建筑。随着新增流动人 口 涌 入 更 多 ，违 章 楼 房 的 层 数 也 在 增 高 ，从 三层、四层，直至七层、八层。

　　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一幢白色的7层高楼成为村中最豪华的建筑。这幢被称作“巍然屹立公寓”的大楼，是兄弟四人连同母亲，5家人的宅基地合在一起建盖的，房东自称投资上千万元，共有338个房间出租“24小时供暖和热水，上下班有班车接送！”

　　距离唐家岭不远的肖家河社区有7个村，盖了1.4万间出租屋，住有外来人口近4万人。村里家家都盖违建房，四五层楼高的很普遍；在其中一个叫正黄旗的自然村，全村只有一户是平房。农民自建楼除了自住，一般可以有20-30间房屋出租，每间房月租400元左右，一年收益高达10万多元。在武汉市的姚家岭村，住有流动人口接近2万人，当地星星社区居委会李主任介绍说，这里的违建房很多，社区有近1000栋用于出租的楼房，一栋房子高四五层，每家约有20个房间出租。

　　不堪承载的水电气

　　北京去年入冬的两场大雪后，北京海淀区唐家岭村变成了“泥浆上的村庄”，村里主干路成了泥浆路，路两边多是四五层的楼房，一楼是餐饮、超市等店铺，再往上是被隔成小房间的出租屋。路两侧有很多小胡同与主街相连，就像一条条“泥沟”，行人只能选择稍浅一些的泥路蹒跚前进。

　　记者趟着没过鞋面的泥水走进一个一米宽的小胡同，随时要警惕别被住户们私拉的纵横交错的电线碰到头，北侧是一排低矮的平房，20多间八九平方米的出租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这里住着很多从事装修行业的农民工。湖北黄冈的农民工老高告诉记者：“住这里最怕下雨下雪天，路都没法走。”

　　记者在东南街25号的一间出租房看到，这间房仅够摆放下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简易塑料衣橱。两名住在这里、在中关村经营电脑配件摊位的河北青年说，在这儿生活，最恐怖的是每天上班挤公交车，早上从七点到九点，好几千人拥在站点上，本来车过来的时候挤得已经上不去人了，还要扒开车门，再挤上去几个。

　　肖家河社区警长刘京军告诉记者：以前肖家河地区打一口井，供应3000人喝水没有问题，可到了2008年，要供应3万人喝水，现在打到第3口井，还是不够用。本来村里有一个自己投资建的排水系统，违章乱建出租房屋多了以后，排水通道堵塞，一到下雨，水流不出去，倒灌进村民的住宅。后来街道办事处出钱，把村里主要道路的排水做好了，但是大量垃圾又把下水道给堵了，还要雇人再去疏通。更严重的是，房子建得一家连一家，消防车根本进不去，一旦发生火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同样的困境，也苦恼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沔北居民区的党总支部书记郑明昌。他说，村里的流动人口多了以后，夏天用水的时候特别困难，虽然换了直径150厘米主送水管道，但水压不够还是供不上水。卫生管理就更加难了，村里雇了15名卫生管理员每天保洁，但脏、乱、差现象还是很严重。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镇长刘景瑞说，镇里原来基础设施是按两万居民建设的，现在一下子涌进了20万人。电力不足，供水吃紧，下水不畅，环境也破坏了，想看奥运会电视直播都看不了，一旦大家同时看电视，电闸承担不了负荷就会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