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河南省新乡市小冀镇西街村村民茹某，因为弟弟修房时多占了几公分两家共有的风道，将弟弟告上法庭。经法院多次调解不成后，法院判决弟弟拆除多占风道上的围墙，但弟弟拒不执行判决。后来，哥哥申请强制执行，但拆除围墙会影响弟弟的房屋，法院作了几次调解还是不行。花钱打官司打了几年，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两家矛盾越来越深，两兄弟还因此动手打了几架。事情就这样一直持续到茹某去世，双方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像这样法院判决之后“案了事未了”，甚至“一场官司十年仇”的事情在新乡不止一起，在河南、乃至全国也是普遍存在。由此可见，司法判决似乎不是化解此类纠纷的最佳途径。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让此类纠纷既得到妥善解决，又不让双方因此结怨呢？

　　从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始建立“社会法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这类“案了事未了”的事件。

　　还拿新乡这对兄弟的事儿来说。按照当地风俗，茹某身故，弟弟的子女应该守灵尽孝，如果不去，则意味着两家断孝断亲。但是因为之前的纠纷，弟弟扬言其子女绝不守灵。

　　这时，“社会法庭”的“社会法官”段德旺来了。老段今年71岁，退休前是县电业局的局长，和茹某同村，在村里德高望重。他先到弟弟家，苦口婆心说服弟弟。然后又来到哥哥家，劝说茹某的儿子与叔叔和好，并动员其以小辈儿的身份先去向叔叔磕个头，表明姿态。在老段的耐心说服下，茹某的儿子来到了叔叔家，开口叫了一声叔，并跪地磕了一个头。当叔的急忙扶起侄子，当面向“社会法官”老段表示，两家怨仇一笔勾销，今后亲如一家，自己不会再多占风道。

　　就像这个案件一样，请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士当“法官”，老百姓不上公堂，不交诉讼费，不走繁琐的程序，在“社会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民事纠纷的特殊的“法庭”，就是河南法院系统正在全省推广的“社会法庭”。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助理王韶华称，从2009年4月开始到2010年1月5日，河南已经建立这样的“社会法庭”1897个，选任“社会法官”16120名,成功调处各类纠纷15426件，当事人无一反悔。

　　为“三叔”、“二舅”这些民间力量搭建平台，弥补司法之不足

　　“社会法庭”刚一出现，社会上就提出了质疑：“法院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搞什么‘社会法庭’？当前审判任务这么重，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指导‘社会法庭’？‘社会法庭’是不是一时之需、权宜之计？”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法院受案数量出现“井喷式”上涨，法院实际上已经从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变成了最前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案件积压，案件超审限、案结事不了、涉诉上访等问题突出，严重困扰着法院工作。

　　同时，河南省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自立性、自主性大大增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增多。而司法固有的程式化、规范化、对抗性的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在处理纠纷上效率低、成本高、亲和性差，群众不适应、不满意、不认可。尤其是广大乡村的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赡养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等，更需要一种平和、简便、快捷、低成本的方式来解决，而这些都是司法手段难以达到的。可以说，大量涉诉信访事件的产生，就是司法局限性的最直接反映。

　　张立勇说：“这些问题和现状，迫使我们不仅要在体制内进行改变，更要从体制外着眼，从源头上寻求疏导社会矛盾、减轻诉讼压力的新渠道。所以我们要跳出法院之外，从社会上、从广大人民群众中寻求解决民事纠纷的新力量，以弥补司法之不足，探索并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同时，在广大农村，确实有一大批德高望重、群众信服、乐于奉献的‘三叔’和‘二舅’，他们熟悉当地习俗，了解各种关系，有更多的智慧和办法处理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比起到法院花钱打官司最后结怨，群众更喜欢通过‘三叔’和‘二舅’的免费调解来化解纠纷。我们就是要通过‘社会法庭’，把这些宝贵的社会力量集中、动员和利用起来，用民间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纠纷，帮助法院开展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院首先在郑州、新乡、许昌等地的10个乡镇试点成立“社会法庭”。纠纷经“社会法庭”调解达成协议后，人民法院会对协议予以确认，“社会法庭”的调解书便具有了强制执行效力。